里忽明忽暗，像个即将钻进地缝的鬼魅。
那年林悦牺牲后的第七天，红土坡的雨终于停了。我蹲在泥沟里翻找她的遗物，指尖插进混着血的红土，摸到块硬挺的布——是她蓝布衫的口袋，被猎枪子弹打穿了个洞，边缘还凝着发黑的血痂。
口袋里裹着本笔记本，牛皮封面被雨水泡得发胀，边角卷成难看的波浪。纸页黏在一起，我用指尖蘸着自己的唾液，小心翼翼地一张张掀开，每张都洇着暗红的血，像谁把罂粟汁泼在了上面。最前面几页是教案，“天地人”三个字被水泡得发肿，笔画却依然工整，只是在“天”字的捺脚处，总拖着道颤抖的尾，像支没拿稳的笔在纸上画了道浅痕。
翻到中间，画风突然变了。铅笔歪歪扭扭地勾着橡胶林的轮廓，树干画得像歪脖子的人，地上的草是乱糟糟的线团。可每个打叉的位置都用红笔圈着，旁边标着“罂粟”两个字，字迹被雨水泡得发虚，却能看出写时的用力——笔尖几乎要戳破纸页，在背面留下浅浅的凹痕。有个叉画在老榕树的位置，旁边还画了把小刀，刀尖对着树根，像在往土里扎。
最后一页只有寥寥几行字，铅笔印被血水浸得发乌，却字字清晰：“他们在老榕树下埋东西，用刀砍树做记号，疤在右手。”
当时来勘察的同志捏着笔记本笑，说“林老师怕是伤重糊涂了”——卷宗里明明记着凶手的刀疤在左手，现场找到的猎刀刀柄上，也只有左手的指纹。他们把笔记本当成遗物收进档案袋，封条上的日期被阳光晒得褪了色，像道被遗忘的疤。
只有我知道，那不是胡话。
林悦右肩中过弹的地方，肉总在阴雨天发僵。有次我看她批改作业，握笔的右手悬在纸上，笔尖抖得像秋风里的海棠瓣，要等好一会儿才能落下。她总笑着说“这手不听使唤了”，可写“右”字时，横折钩的弧度总比写“左”时深两厘，像用尽全身力气在纸上刻下这个字。
此刻我盯着观察镜里的刀疤，突然想起她写最后那行字的样子：该是趴在土坯教室的课桌上，油灯的光晃得她睁不开眼，右手的绷带渗着血，却依然死死攥着铅笔。笔尖在纸上划过时，该有血珠滴在“右”字的钩上，晕成个小小的红点，像在给这个字盖印章。
笔记本的纸页很薄，我当时没注意，此刻才在记忆里看清——最后那页纸的背面，还印着浅浅的铅笔印，是反复写“右”字的痕迹，每个钩都深得能透光，像只手指，在黑暗里指着真相的方向。
耳机里传来傣鬼拉动枪栓的轻响，“咔”的一声，像钥匙插进了锁孔。我突然明白，林悦当年没写完的话，正顺着老榕树的树汁往上涨，混着罂粟秆的纤维，在今夜的月光里，长成了指向凶手的路标。
“香客，”邓班的声音突然从耳机里炸开，带着股刚从硝烟里捞出来的烈，像爆破筒的引线燃到了末尾，“立刻去老榕树西侧，阻止他们转移物证！”
尾音还裹在电流的“滋滋”声里，香客的回应已经撞进耳朵——不是话语，是风掀起树叶的“哗啦”巨响，像有人突然扯开了绿幕。观察镜里的岩缝空了一瞬，紧接着，道黑影像被弹弓射出去的石子，猛地窜进树影里。
迷彩服的后襟被夜风掀起个角，露出里面的灰布背心。月光恰好落在那片布上，我看清了——背心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海棠，粉白的瓣，细瘦的梗，针脚粗得像麻绳，是林悦当年教孩子们刺绣时剩下的碎布。
记得那年春天，红土坡小学的教室漏雨，孩子们的课本被淋湿了大半。林悦找出攒了半年的碎布，教大家绣海棠，说“把花绣在衣服上，就不怕雨水淋了”。香客当时蹲在教室最后排，手指笨得像粗木杆，针总扎在自己手上，血珠滴在布上，林悦就笑着替他补两针，说“这样更像带露的花”。
此刻那朵海棠在他背上起伏，随着他奔跑的动作轻轻晃，像真的开在了风里。他的靴底碾过腐叶，发出“沙沙”的脆响，却没惊动半片悬着的露水——这是他在红土坡练了十年的本事，当年跟着林悦去山涧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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