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大兴基建：抽调大量劳力，以军事化管理，开凿通往关中、汉中的官道，修复栈道，疏通长江、嘉陵江、岷江航道，建立水陆联运体系。在要害之地修筑集体屯堡、粮仓、武库。
魏仁浦与王朴则负责思想与文化改造：
· 民兵训练与识字扫盲捆绑：在所有集体营、屯堡、乃至较大的村庄，强制设立“夜校”。所有青壮，白日劳作或参与民兵训练，夜晚必须入学识字。教材以《历代兴亡百姓纪略》和关中新政核心理念（简化版）为主，反复灌输“劳动光荣”、“集体生存”、“保卫家园”、“耕者有其田”等思想。
· 破除旧俗，树立新风：严厉禁止蜀中盛行的奢靡宴饮、游乐无度之风。鼓励艰朴劳作，表彰生产模范、识字标兵、民兵勇士。将孟昶宫廷的珍宝、乐工、部分图书收归国有（珍宝充实府库，乐工改编为军乐队或从事生产，图书筛选后用于教育）。
· 招揽与改造蜀中人才：对于愿意合作、有一技之长的蜀中原官吏、文人、工匠，予以任用，但必须接受新政培训，改造思想。对于冥顽不化者，或弃用，或监禁。
史弘肇与李存孝的军队，则成为新政最坚实的后盾。他们分兵驻守各州要地，无情镇压了数起由旧势力煽动的叛乱和暴动，并以雷霆手段清剿蜀地原有的、难以管束的“游侠”、“山匪”、“溃兵”，迅速恢复了基本秩序。同时，他们从民兵中选拔优秀者，补充进正规军，并以关中的标准进行严酷训练，开始打造新的“蜀中军团”。
这是一场伴随着阵痛、流血甚至局部激烈冲突的“熔炼”过程。旧的蜀地，在刀剑、政令与思想的交织作用下，被强行撕裂、打碎，然后按照关中模板，进行着痛苦而快速的重塑。哀嚎、反抗、不适应无处不在，但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全新的组织模式面前，旧势力土崩瓦解的速度，远超许多人的想象。
柴荣深知时间宝贵，他不惜采取最激烈的手段，也要抢在赵匡胤再次挥师西向之前，将巴蜀这片广袤富庶的土地，从“征服地”变成“基本盘”，从“财富来源”变成“战争引擎”。
当赵匡胤在汴京艰难地安抚北境伤疤，重新囤积粮草，整训军队，准备再次将目光投向西方时，他得到的关于蜀中的情报，却让他心惊肉跳。
情报显示，蜀中并未如他预想的那样陷入长期动荡和消化不良。相反，一种闻所未闻的、高度组织化、军事化的社会形态正在快速形成。大量资源被国有化并投入生产和战备，青壮年被编练，百姓在被强制灌输某种新的理念……柴荣的“新政”，如同一个高效而冷酷的熔炉，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将巴蜀的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与军力。
“柴荣……你究竟弄出了一套什么鬼东西……”赵匡胤看着地图上那片深青色区域，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深沉的、战略层面的寒意。他知道，下一次他与柴荣的碰撞，将不再是简单地比拼兵力与将领勇武，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模式、社会形态与文明理念的终极对决。
而辽国石岭关那一战，看似他击退了外敌，守住了国土，实则却阴差阳错地，为柴荣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消化巴蜀的时间。天下这盘棋，因为这一意外的变数，胜负的天平，似乎又开始向着未知的方向，微微倾斜。
显德十八年冬，赵匡胤终于暂时稳定了北境因石岭关之战带来的波动，将目光重新投向统一大业的下一个目标——富庶却孱弱的南唐。他深知，欲与已吞并巴蜀、气势正盛的柴荣决战，必须首先整合江南，获取其庞大的财税和人力资源，并解除侧翼隐患。
于是，曹彬、潘美两位大将，率领着经过休整和补充的北宋水陆精锐，浩浩荡荡南下。南唐后主李煜，虽在词坛独步，于治国理政、统兵御敌上却昏聩懦弱。宋军势如破竹，连克要地，于开宝八年正月兵临金陵城下。赵匡胤深知江南民心可用，严令曹彬：“城陷之日，慎勿杀戮！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这道命令，既为减少抵抗，也为战后统治铺路。
长达十个月的围城后，金陵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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