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汴京紧锣密鼓的战争准备相比，长安的柴荣政权，则处于一种外松内紧的“沉淀期”。在吴笛、张承业、魏仁浦、王朴等人的全力推动下，巴蜀的“关中化”改造已初见成效。旧世家豪强的反抗被无情镇压，土地资源国有化基本完成，集体生产营遍布州县，民兵训练与扫盲夜校的灯火在无数村镇点亮，新的水陆交通网络正在延伸。蜀地的战争潜力被一点点压榨、提纯，转化为粮食、布匹、兵器和经过初步训练的后备兵员。
对于前蜀王宫的处理，柴荣采纳了吴笛带有超越时代眼光的建议。他没有将奢华的王宫据为己用或分赏功臣，而是下旨：“蜀王宫乃孟氏僭越所筑，然其亭台楼阁，亦集蜀中工匠智慧，可视为史鉴。着即封闭主要宫殿，列为‘史迹’，派少量人员维护，许百姓于特定时日，免费入外观瞻（非核心区域），以知兴替，明奢俭之害。” 这一举措，既彰显了新朝的气度，又无形中将孟昶的昏聩奢靡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成为教育百姓的活教材。
对于孟昶本人及其庞大宫廷人员的处置，则更显“新政”特色与实用主义。
孟昶与花蕊夫人：孟昶被迁至长安一处清净但普通的宅院，封“违命侯”，享有一定俸禄和人身自由，但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唯一允许陪伴他的，是同样擅长诗词、且未有过恶行的花蕊夫人。柴荣对吴笛言：“留其一人，足彰仁德，亦免其孤独癫狂。其余嫔妃，无罪释放，各寻生路即可。”
嫔妃遣散：其余数百宫妃、采女，全部记录在册，发放一笔“安家费”（从抄没的孟昶私产中支出），强制解散出宫。允许其归家，或由官府出面，助其婚配（对象多为立功将士、基层官吏或老实农户），开始新生活。
宦官处理：年迈体衰、无法自理的宦官，集中安置于成都、长安等地新设的“养济院”（早期养老院雏形），由官府拨付基本钱粮，雇人照料，称为“无保户”，使其得以安度残年，也体现了新政“老有所养”的理念（尽管最初目的或是消除不稳定因素）。年轻力壮或无残疾的宦官，则经过甄别和简单培训后，分散编入各地集体生产营的户籍，从事力所能及的劳作，自食其力，逐步融入平民社会。
孤儿收养：宫中一些年幼的宦官、宫女所生子女（极少）或战争造成的孤儿，由官府登记，鼓励无子嗣的军户、立功将士或生产模范家庭认养，官府给予一定补贴，称“此亦为将士留后，为国蓄丁”。此举既解决了社会问题，又凝聚了人心。
这些细致甚至带有实验性的社会政策，与赵匡胤在江南相对传统（虽也有效）的统治手段形成了微妙对比。柴荣政权似乎在尝试构建一种更深层、更彻底的社会控制与动员体系。
显德二十三年（976年），北宋的战争机器已经全面开动。来自江南的粮船络绎不绝驶向汴河，洛阳附近的巨大仓库堆满了军械粮草，禁军中开始频繁进行针对山地、攻城战法的演练。赵匡胤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西征的准备中，朝堂上下都弥漫着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息。
十月二十日夜，汴京皇宫，万岁殿。
赵匡胤召其弟晋王赵光义入宫议事。据后世零星记载与无数演绎，这一夜，殿内烛火摇曳，人影晃动，时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或仅为正常讨论），并有斧钺坠地之声（或为器物碰倒）。宫人皆被屏退，无人知晓具体情形。
次日（十月二十一日）凌晨，宫中突然传出惊天噩耗：太祖皇帝赵匡胤，驾崩！ 死因语焉不详，仅以“崩于万岁殿”记载。旋即，皇后宋氏（原应为太子或皇子继位的第一宣布人）在惊惶中，却见赵光义已然出现在现场，并迅速掌控了宫禁。
几乎在赵匡胤死讯传出的同时，一道以“太祖遗诏”为名的旨意颁布：晋王赵光义，灵前即位，继承大统！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迅速，以至于许多大臣尚未从皇帝暴毙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新君已然登基。赵匡胤之死，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谜团，其背后是兄弟阋墙的阴谋，还是急病突发下的仓促交权？已成永远无法证实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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