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修建寺庙，各种浪费，让老百姓挨饿，就跟笮融、姚兴那时候一样。”又说：“建康的宫殿奢华无比，陛下您只和主书一起决断国家大事，政事都靠贿赂来办，那些宦官豪横，和尚们都很富有。皇太子只知道喜欢珠宝美玉，沉迷酒色，说的话都是些轻薄之语，写的诗也都是些男女情爱的内容；邵陵王所到之处一片残破；湘东王的手下贪婪放纵；南康王、定襄王这些人，就像猕猴戴帽子，徒有其表。您这些孙侄，身为藩王，我起兵都一百天了，却没一个来救您的。这样的朝廷还想长久，从来都没听说过。以前鬻拳用武力劝谏楚王，楚王最后改正了错误，我今天这么做，又有什么罪过呢！希望陛下能吸取教训，远离小人，接纳忠臣，让我没有再次起兵的担忧，陛下也不用遭受被困孤城的耻辱，那老百姓就太幸运了！”
皇上看完这份奏章，又惭愧又生气。三月丙辰初一这天，在太极殿前设坛，向天地宣告侯景违背盟约，举烽火，击鼓呐喊。当初刚闭城的时候，城里男女有十多万，能披甲打仗的有两万多人；被围久了之后，很多人身体浮肿，呼吸急促，死了十分之八九，能守城的不到四千人，而且都又弱又喘。路上到处都是尸体，都来不及掩埋，腐臭的汁水填满了沟渠，但大家心里还是盼着援军来。柳仲礼却整天和歌妓妾室在一起，喝酒作乐。将领们每天都来请求出战，柳仲礼都不答应。安南侯萧骏劝邵陵王萧纶说：“城都这么危险了，都督却不救援，如果万一城破了，殿下您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现在应该把军队分成三路，出其不意攻打贼兵，或许能成功。”萧纶不听。柳津登上城墙对柳仲礼说：“你君父都在危难之中，你却不尽力，百年之后，人们会怎么说你！”柳仲礼也不当回事。皇上向柳津问对策，柳津回答说：“陛下有邵陵王这样的儿子，我有柳仲礼这样的儿子，不忠不孝，贼兵怎么能平定！”
戊午这天，南康王萧会理和羊鸦仁、赵伯超等人把营地推进到东府城北面，约定晚上渡河进军。结果到了天亮，羊鸦仁等人还没到，侯景的军队察觉到了。营地还没建好，侯景就派宋子仙来攻打，赵伯超一看形势不对，扭头就跑。萧会理等人的军队大败，战死和淹死的有五千人。侯景把他们的头堆在宫阙下，给城里的人看。
【内核解读】
这段聚焦侯景之乱中期的权力博弈与城防危机，字里行间尽显南梁末年的政治溃烂与人性挣扎，其历史细节折射出三个深刻的时代命题：
权力游戏中的“忠诚”幻象
侯景与梁廷的周旋，本质是一场用谎言包裹的生存博弈。从“求借广陵、谯州”的假意妥协，到陈奏“十失”的撕破脸皮，侯景的策略始终以试探底线为核心——而梁廷的应对，暴露了封建皇权的致命弱点：
--梁武帝的“蔬食”与“歔欷”，看似有帝王悲悯，实则是对现实的逃避。面对侯景的步步紧逼，他既无强硬反击的决心，又对宗室援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沦为道德符号的空壳。
--太子的“答许之”，更像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明知侯景“不解长围”，却仍寄望用官职安抚（如任永安侯确为广州刺史），本质是将政治博弈简化为利益交换，忽视了叛乱者“背盟而捷”的底层逻辑。
而宗室诸王的表现，更戳破了“家国同构”的神话：邵陵王纶一边怒斥永安侯确“拒违成命”，一边对柳仲礼的拥兵观望无计可施；湘东王绎以“俟四方援兵”为借口滞留不进，甚至因一句“都无下意”的嘲讽诛杀萧贲——他们的“忠诚”，早已被权力私欲稀释为“事不关己”的冷漠。
军事溃败背后的组织崩塌
台城之围的悲剧，不仅是兵力悬殊的结果，更是“不相统壹”的系统性崩塌。
--援军的“多而无序”堪称致命：柳仲礼身为都督，却“唯聚妓妾，置酒作乐”，对父亲柳津“君父在难”的质问置若罔闻；南康王会理的夜袭计划因将领“晓犹未至”而败露，五千士兵沦为炮灰。这种“各怀鬼胎”的松散联盟，恰好印证了王伟“援军虽多，不相统壹”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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