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我发现不了。而且那些出身名门的人，就算当下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他们品行一般都很纯良忠厚，所以我才用他们。”李冲说：“像傅说、吕望这样的人才，难道是看出身门第能得到的吗！”魏主说：“像他们这样不一般的人，那可是好久才出一两个啊。”秘书令李彪说：“陛下要是只看出身门第，那您觉得鲁国的三卿和孔子门下的四科弟子比，谁更厉害呢？”着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能让富贵的一直富贵，贫贱的一直贫贱呢！”魏主说：“要是真有那种特别厉害、出类拔萃的人，我也不会拘泥于这个制度。”过了一会儿，刘昶来朝见，魏主对刘昶说：“有人说选拔官员只看才能就行，不用拘泥于门第；我觉得不是这样。为啥呢？要是好坏不分，把什么人都混在一起，君子和小人都没区别了，那可不行。我现在把八族以上的士人，分成九个品级，九品之外，给普通百姓设置的官职还有七等。要是真有特别厉害的人，也可以直接当三公。就是担心贤才太难得了，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打乱我的制度。”
臣司马光说：“选拔官员先看门第再看才能，这是魏、晋时期留下来的大问题，而且历代都这么延续下来，没人能改变。其实君子和小人，和出身富贵还是贫寒没什么关系。就现在来看，这道理不管聪明的还是笨的人都知道。可在那个时候，就算像魏孝文帝这么贤明的君主，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偏见。所以能明辨是非，不被世俗观念左右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壬辰日，魏国把始平王元勰改封为彭城王，又把定襄县王元鸾恢复为城阳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姓氏、门第制度调整，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的深层逻辑，也展现了改革者在传统与变革间的复杂博弈，可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解读：
姓氏改革：从“拓跋”到“元”，重构王朝正统性
孝文帝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并非单纯的名称变更，而是一套完整的“正统化叙事”：
--文化攀附：以“魏之先出于黄帝”为由，将鲜卑族源与华夏始祖绑定，通过“土德王”的五行学说，把鲜卑政权纳入中原王朝的“天命传承”体系（土为“万物之元”，既呼应黄帝传说，又强调北魏统治的合法性）。
--消解族群边界：对鲜卑旧姓的大规模改造（如拔拔氏改长孙氏、独孤氏改刘氏），本质是用汉姓体系消解鲜卑的部落标识，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的文化融合。
这种改革看似形式化，实则是北魏从“草原政权”向“中原王朝”转型的核心策略——通过文化符号的重构，弱化“胡汉之别”，强化“君臣之序”。
门第制度：在“胡汉融合”与“阶层固化”间摇摆
孝文帝对“姓族”的严格界定（如八姓与四姓并列、官阶与门第挂钩），反映了他对士族政治的矛盾态度：
--拉拢汉族士族：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汉族“四姓”的地位，甚至让皇族与四姓联姻，目的是借助汉族士族的文化权威巩固统治（魏晋以来，士族不仅是社会阶层，更是“文化正统”的象征）。
--固化鲜卑特权：将鲜卑功勋贵族（穆、陆、贺等八姓）纳入“姓族”体系，规定“勿充猥官”，实质是用汉族门阀制度保护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避免其在汉化过程中被边缘化。
--薛氏之争的隐喻：孝文帝最初拒绝将河东薛氏纳入“郡姓”，理由是“薛氏，蜀也”，暴露了他对“正统性”的狭隘理解（将非中原地区的家族视为“异类”）；而薛宗起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反驳，直指改革的矛盾——若鲜卑可自称“黄帝后裔”，为何薛氏因曾仕蜀就被排斥？最终孝文帝妥协，既体现了门第制度的弹性，也暗示了“胡汉平等”口号下的现实妥协。
这套制度虽暂时平衡了胡汉贵族的利益，却也继承了魏晋门阀政治的顽疾：以“姓族”定贵贱，而非以才能选官，导致社会流动性被扼杀（“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李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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