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寂之因被刘子业“切齿”痛恨而参与谋逆，带有自保色彩；
--阮佃夫、王敬则等人为求富贵押注新主，属于典型的政治投机；
--樊僧整因“乡人”柳光世的邀请而响应，折射出魏晋南北朝门阀与宗族网络对政治的渗透；
--蔡兴宗建议为刘子业“备丧礼”，则试图以传统伦理约束权力，避免“四海乘人”的动荡，展现了士大夫对秩序的坚守。
而江州刺史邓琬的反应尤为耐人寻味：他无视刘彧的“令书”，坚持拥立晋安王子勋，理由是“次第居三”“起事与世祖同符”——这既体现了宗法制下“名分”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也暴露了地方势力借“勤王”之名争夺权力的野心。这种“各奉其主”的分裂，本质上是权力缺乏统一权威时的必然结果。
制度困境：皇权更迭中的“规则失效”
刘子业的“昏制谬封”与刘彧继位后的“刊削”，形成了鲜明对比，却也揭示了一个悖论：皇权的合法性既依赖“天命”与“宗法”，又往往被暴力推翻。前废帝的暴政打破了传统礼制对皇权的约束，而刘彧虽试图通过“尊太后”“立皇后”“改元大赦”重建秩序，却仍无法避免地方势力（江州、荆州、会稽等）的反叛。
此外，货币制度的调整（“罢二铢钱，禁鹅眼、綖环钱”）与官制的频繁变动（如州刺史的任免），反映了新政权在经济与行政上的焦虑——当暴力成为权力更迭的常态，制度的稳定性便无从谈起，最终陷入“乱政—政变—再乱政”的循环。
历史启示：权力合法性的本质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权力的合法性不仅需要“名分”与“暴力”的支撑，更需要对秩序与民生的维护。刘子业因残暴失尽人心，刘彧虽以“平暴”为名上位，却仍依赖诛杀异己、封赏亲信巩固权力，最终未能阻止全国性的叛乱（子勋称帝引发的“义嘉之难”）。
蔡兴宗的话“此虽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丧礼粗足”，恰恰点出了核心：即便对暴君，也需保留基本的制度尊严，否则“四海必将乘人”——当权力完全凌驾于规则之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也可能成为施暴者。这正是乱世中最悲哀的循环。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段记载是南朝“皇权碎片化”的缩影：自刘裕代晋后，皇权缺乏稳定的传承机制，宗室、藩镇、近臣交替掌权，暴力政变成为常态。刘彧的崛起与困境，不过是这一时代逻辑的又一次重演。
温馨提示：亲爱的读者，为了避免丢失和转马，请勿依赖搜索访问，建议你收藏【BB书屋网】 m.bbwwljj.com。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
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可能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