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最后都死在了监狱里。沈攸之则又回到宫里担任直阁将军。
辛未日，把临贺王刘子产改封为南平王，晋熙王刘子舆改封为庐陵王。
壬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景文为尚书仆射。这王景文其实就是王彧，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就用字来称呼他。
乙亥日，追尊沈太妃为宣太后，她的陵墓叫崇宁陵。
之前，豫州刺史山阳王刘休佑进京朝见，让长史、南梁郡太守陈郡人殷琰代管府州事务。等刘休佑调任荆州刺史后，就任命殷琰为督豫、司二州诸军事，豫州刺史。
有关部门上奏说，路太后应该恢复以前的封号，然后搬到宫外去住，皇帝没答应。戊寅日，尊路太后为崇宪皇太后，让她住在崇宪宫，供奉的礼仪跟以前一样。还立王妃王氏为皇后，这皇后是王景文的妹妹。
同时，废除二铢钱，禁止使用鹅眼钱和綖环钱，其他的钱都可以正常流通。
江州的官员们收到皇帝的命令后，都挺高兴的，一起跑去见邓琬，说：“那个残暴的皇帝已经除掉了，殿下您又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的高位，这对公对私都是大喜事啊。” 邓琬觉得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里排行第三，而且在寻阳起兵这事儿跟世祖当年情况一样，就觉得肯定能成功，他把命令书扔到地上说：“殿下那是要当皇帝，开府仪同三司这种事儿是我们这些人的事儿！” 大家一听都惊呆了。邓琬接着就和陶亮等人开始修缮武器铠甲，向各地征兵。
袁顗到了襄阳之后，马上就和咨议参军刘胡一起修缮兵器，挑选召集士兵，还假称接到太皇太后的命令，让他们起兵。然后就竖起军旗，到处发檄文，还上表劝刘子勋赶紧登基当皇帝。
辛巳日，又把山阳王刘休佑改任为江州刺史，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就留在原职。
之前，废帝任命邵陵王刘子元为湘州刺史，中兵参军沈仲玉负责路上的事务。他们走到鹊头的时候，听说寻阳那边起兵了，吓得不敢往前走。邓琬就派了几百人去把他们截住带了回来，还让刘子勋在桑尾竖起军旗，向建康发檄文，声称：“我立志遵循以前的典章制度，罢黜昏君，推举贤明。” 还说新皇帝 “杀害贤明的人，篡夺皇位，扰乱皇室的秩序，让兄弟凋零。我这些同宗兄弟，还剩下十三个，祖先的神灵有什么过错，竟然要断绝祭祀。”
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缓接到刘子勋一开始发的檄文，就想攻打废帝。后来听说废帝已经死了，就解散军队，放下武器。可紧接着又听说江州、雍州还在整军备战，郢州行事苟卞之害怕极了，马上派咨议、领中兵参军郑景玄带着军队赶紧出发，还送去了军粮。荆州行事孔道存拥戴刺史临海王刘子顼，会稽的将领们拥戴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起兵响应刘子勋。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展现了南朝宋明帝刘彧取代前废帝刘子业的政权更迭过程，其中蕴含着权力斗争的残酷逻辑、人性的复杂面向以及乱世中制度与伦理的脆弱性，值得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
权力更迭：从“弑君”到“合法化”的暴力循环
前废帝刘子业的残暴（“素恶主衣”“凶悖”）为政变提供了合理性基础，寿寂之等人的刺杀行动被包装成“受太皇太后令”的正义之举。但这种“以暴制暴”的模式本质上仍是权力斗争的延续——刘彧在仓促继位时“失履跣行”“犹着乌帽”的细节，暴露了政变的突发性与权力真空的混乱；而他随后迅速“论功行赏”“刊削谬封”，则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巩固合法性的必然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刘子业的弟弟刘子尚、姐姐会稽公主被赐死，宗越等旧臣因“内不自安”遭诛杀，即便刘彧曾“抚接甚厚”，也难掩权力清洗的本质。这印证了乱世中“非我族类”的生存法则：权力的稳固往往以消灭潜在威胁为前提，伦理与亲情在其中沦为工具。
人性博弈：忠诚与投机的模糊边界
政变参与者的动机呈现出鲜明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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