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司马光所言，是“畏名义而自抑”，这从侧面印证了传统伦理对权力合法性的约束作用。
教化风俗：治乱兴衰的根本
司马光在文末的评论，将历史视野提升至制度与文化层面。他强调“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并以东汉为例，说明光武、明、章三帝“敦尚经术，宾延儒雅”，造就了“忠厚清修之士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见弃于乡里”的良好风气。即使到了桓、灵乱世，仍有袁安、杨震等大臣“面引廷争”，郭泰、范滂等士人“立私论以救其败”，这种“忠义奋发，视死如归”的精神，正是教化传承的力量。
反观汉末之乱，司马光认为根源在于“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导致风俗败坏、纲纪崩塌。这一反思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军事胜利与权力博弈或许能决定一时的兴衰，但真正支撑国家长治久安的，是深入人心的教化与良好的社会风气。
这段史料所呈现的，不仅是具体的历史事件，更是乱世中的生存逻辑与治世智慧。从君臣关系到战略决策，从权力博弈到文化传承，每一细节都在诉说：在秩序崩塌的时代，人性的光辉与制度的理性，始终是文明延续的希望所在。而司马光对教化风俗的强调，更跨越千年，为后世提供了审视治乱兴衰的永恒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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