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没个标准，贿赂公开进行，贤能和愚蠢的人混在一起，是非颠倒，那叫一个乱。但汉朝还能勉强维持没灭亡，是因为上面有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公卿大夫，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用正义挽救危机；救时弊。所以政治虽然腐败，但风俗没垮，甚至有人冒着杀头危险，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这哪只是这几个人贤能啊，也是光武帝、明帝、章帝留下的教化成果。在那个时候，要是有个贤明的君主振作起来，汉朝的国运还说不定呢。可惜啊，赶上汉朝衰败，又碰上桓帝、灵帝的昏庸残暴：他们庇护坏人，比对亲人还好；杀害忠良，比对待仇人还狠。积累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愤怒，激起了天下人的怨恨。于是何进召外兵，董卓趁机作乱，袁绍这些人又跟着制造祸端，搞得皇帝四处流亡，宗庙变成废墟，王室覆灭，百姓受苦，汉朝的命运彻底没救了。不过，那些占据州郡拥兵自重的人，虽然互相吞并，但还都打着尊汉的旗号。像曹操那么暴躁强硬，又立下那么大的功劳，他早就有不把皇帝放眼里的心思了，可到死都不敢废掉汉朝自己称帝，难道是他不想吗？还不是因为顾忌名声道义，自己克制着。由此可见，教化怎么能轻视，风俗怎么能忽视呢！
评论
这段史料如同一幅浓缩的历史画卷，勾勒出汉末三国时期权力博弈、君臣关系与时代风气的多重面相。从吕蒙病重时孙权的真情流露，到曹魏内部的战略决策，再到司马光对教化风俗的深刻反思，字里行间皆蕴含着乱世中的生存智慧与治世之道。
君臣相得的温情与权谋
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堪称乱世中君臣关系的典范。当吕蒙病重时，孙权“迎置于所馆之侧，所以治护者万方”，甚至“穿壁瞻之”，见其能进食便喜，食不下则夜不能寐，这份关切超越了单纯的主仆关系。吕蒙去世后，孙权“哀痛殊甚，为置守冢三百家”，更在与陆逊的对话中给予其极高评价，称其“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尤其肯定其“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功绩。这种既有真情实感又包含政治考量的君臣互动，展现了孙权作为领导者的驭下之道——既以情感笼络人心，又以功绩定其价值。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虞翻对降将于禁的严苛态度。当于禁与孙权并行时，虞翻怒斥其“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甚至“抗鞭欲击”。这一细节既反映了当时士人对气节的看重，也暗示了乱世中“忠义”作为道德标尺的重要性。而孙权“呵止之”的举动，则体现了其作为统治者的务实心态——在政治博弈中，对降将的宽容往往比单纯的道德批判更具现实价值。
战略决策中的远见与短视
曹魏集团在荆州问题上的决策，展现了不同政治人物的战略眼光。曹操在关羽新破后，欲迁徙荆州残民及屯田者，司马懿却提出反对：“徙其善者，既伤其意，将令去者不敢复还。”这一建议最终被曹操采纳，避免了激化矛盾、丧失民心的风险。司马懿的远见在于他认识到“荆楚轻脆易动”的地域特性，懂得在战乱之后需以安抚为主，而非强硬迁徙。
徐晃在樊城之战中的功绩被曹操盛赞“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这一评价背后是曹魏集团对军事胜利的极度渴求。而曹操对桓阶的厚赐，则体现了其对谋士群体的重视。这种赏罚分明的机制，正是曹魏能够在乱世中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权力更迭中的名分与现实
孙权向曹魏称藩的举动，揭示了乱世中权力游戏的本质。他“遣校尉梁寓入贡，又遣朱光等归，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表面上是臣服，实则是为自身争取战略空间。曹操看穿其用心，直言“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却仍接受其称藩并表封其为“票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这种相互利用的政治默契，展现了双方在实力制衡下的理性选择。
曹操面对群臣劝进时所言“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更是耐人寻味。这句话既暴露了其篡汉的野心，又显示出他对舆论和名分的敬畏。在“汉祚已终”的背景下，曹操仍不敢贸然称帝，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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