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化废止，普通人就会堕落成小人；如果教化推行，普通人就能成为君子，这就是章化。在上位的人必须有军事防备，以防不测，国家太平时，把军事力量融入内政，有战事时，就用于战争，这就是秉威。赏罚是为政的关键。君主不随意赏赐，不是舍不得钱财，而是随意赏赐就无法激励善行；不随意惩罚，不是怜悯受罚的人，而是随意惩罚就无法惩治恶行。赏赐不能激励善行，就是阻止人们行善；惩罚不能惩治恶行，就是纵容人们作恶。在上位的人能做到不阻止统法。四种祸患消除了，五种政事建立起来，诚心施行，坚守不变，简约而不懈怠，宽松而不疏漏，这样垂衣拱手、谦逊礼让，天下就能太平了。
评论
建安十年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向曹魏集权过渡的关键节点。这段史料不仅勾勒出军事征伐的壮阔图景，更暗藏着权力更迭中的人性抉择、治理逻辑与制度转型，其历史经验对理解权力运作与社会治理具有深刻的现代启示。
军事胜利背后的战略与人性
曹操攻克南皮的战役，展现了危机决策中的领导力本质。当曹操因士卒伤亡欲暂缓进攻时，曹纯以“县师深入，难以持久”点破军事僵局的核心——孤军深入的战略劣势下，犹豫即意味着溃败。他“自执桴鼓以率攻者”的行动，将决策转化为士气动员，最终突破僵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军事智慧，在冷兵器时代往往成为胜负关键。
而袁谭败亡后的善后处理，更显政治成熟。李孚以“新降为内所识信者宣传明教”的建议，抓住了战乱中民心安定的核心——信任传递。通过本地人安抚本地人，既避免了征服者直接统治的抵触情绪，又快速恢复了社会秩序。曹操斩郭图等核心敌对势力却赦免普通吏民的分化策略，体现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治理原则，为后世战乱善后提供了范本。
人才吸纳中的格局与智慧
建安十年的人才流动，深刻反映了乱世中人才归属的价值逻辑。曹操对陈琳的宽容极具象征意义——面对曾“极其丑诋”自己及父祖的敌对阵营文人，曹操虽有质问却最终委以重任，这种“不计前嫌，唯才是举”的格局，与袁绍集团的人才流失形成鲜明对比。陈琳与阮瑀共掌记室的安排，既发挥了人才专长，又向天下传递了“归降者有出路”的信号，成为曹操集团吸引人才的重要筹码。
王修的行为则诠释了传统士人的忠义困境。在袁谭死后“下马号哭”“乞收葬谭尸”的举动，展现了“食其禄者死其事”的忠义观；而在曹操赦免后仍尽心履职，又体现了“良禽择木而栖”的现实选择。曹操对王修的重用与对管统的赦免，实质是对“亡国忠臣”伦理价值的肯定——这种对对手阵营忠义之士的尊重，既彰显了道德底线，又为己方阵营树立了忠义标杆。
郭嘉“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为掾属”的建议，更具战略眼光。通过吸纳河北四州本土名士，曹操不仅快速稳定了新征服地区的社会秩序，更实现了统治基础的本土化转型——这比单纯的军事占领更能巩固统治。这种“以本地人治本地”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在区域治理中具有借鉴意义。
权力更迭中的忠义抉择
袁氏集团的瓦解过程，上演了一幕幕忠义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韩珩在焦触兵变中的宣言“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展现了传统士人“不事二主”的刚烈气节。而焦触最终“舍之”的决定，看似妥协实则高明——通过尊重不同选择，既彰显了“举大事当立大义”的价值追求，又避免了因诛杀忠义之士而引发的道德危机。这种“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在权力更迭中往往能降低社会动荡成本。
王松的归附与刘放的游说，则代表了另一种现实选择。在袁氏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地归操”既是自保之道，也是识时务的理性决策。刘放因此被辟为参司空军事的经历，向地方势力传递了“主动归附者有回报”的信号，加速了袁氏集团的瓦解。这种“顺势而为”的政治投机，在乱世中往往成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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