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已深，但《萌芽》杂志社的石库门小楼依旧灯火通明。
总编赵明诚站在编辑室中央的过道上，手里拿着一份刚刚从印刷厂送来的加急报表。
他的手指在颤抖，不是累的，不是冷的，而是被报表上那个数字震得——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册。
《萌芽》1988年1月刊，上市九天，销量突破五十万大关。
编辑室里静得可怕。
二十几个编辑，从头发花白的老校对到刚毕业的大学生，都围站在四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赵明诚手里的那张纸。
有人屏住了呼吸，有人张着嘴忘了合上，有人偷偷掐自己的大腿确认不是在做梦。
五十万册。
在中国文学期刊界，这是一个分水岭。
过了这个数，就不再是普通的青年刊物，而是能够影响一代人、代表一个时期文学风向的顶级平台。
“老赵……”副总编陈文涛的声音先打破了沉默，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磨，“念出来，让大家听听。”
赵明诚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环视一周。
他看见老编辑张师傅眼圈红了，看见年轻编辑小王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看见财务科的老会计摘下眼镜擦了又擦。
“五十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册。”他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深夜里，每一个字都像敲在人心上。
短暂的寂静后，编辑室里爆发出近乎癫狂的欢呼。
“五十万！破了！破了！”小王第一个跳起来，把手中的校样抛向空中。
“老天爷……我干了三十年编辑，没见过这场面……”张师傅喃喃着，眼泪真的掉下来了。
“快！给印刷厂打电话！再加印！”发行科科长扯着嗓子喊，声音已经嘶哑。
陈文涛冲到电话机旁，手抖得差点拨错号。
电话接通，那边是印刷厂老李同样激动的声音：“老陈！看到了吧？五十万！我们厂建厂以来，没印过这么火的杂志！”
整个编辑室陷入一种集体亢奋的状态。
有人开了一瓶珍藏的茅台——那是赵明诚放在柜子里准备退休时喝的；有人翻出过年剩下的鞭炮，跑到院子里点燃，噼里啪啦的声响在凌晨的上海弄堂里格外清脆；有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赵明诚退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点了一支烟。
烟雾在灯光下袅袅升起，他的脸在烟雾后显得模糊不清。
高兴吗？当然高兴。
《萌芽》创刊三十一年，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谷。
八十年代初文学热时，最高销量冲到过二十八万册，那时候编辑部也是这般欢腾。
但后来，文学退潮，市场化冲击，销量一路下滑，到1986年时，单期已经跌到十二万册。
社里经费紧张，编辑工资发不出来，年轻人一个个离开，老编辑一个个退休。
他作为总编，无数次在深夜里问自己：纯文学还有出路吗？《萌芽》还能撑多久？
现在，答案来了。
五十万册，不仅破了《萌芽》自己的纪录，还超过了《收获》的最新一期销量，仅次于《人民文学》，排在1988年全国文学期刊发行榜第二名。
这是奇迹。
是他在最绝望时都不敢想象的奇迹。
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叫周卿云。
一个十九岁的陕北农村青年，一篇二十二万字的《山楂树之恋》。
赵明诚深吸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
高兴之余，一股更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那是忧虑，是遗憾，是深深的无力感。
他想起了昨天小王回来的汇报。
“周同学很客气，但很坚定。他说现在要专心学习，短时间内没有开新书的打算。我提了长期合作的事，他婉拒了，说《萌芽》很好，但他有更高的追求。”
更高的追求。
这四个字，像针一样扎在赵明诚心上。
他懂，他太懂了。
一个能在十九岁写出《山楂树之恋》的人，一个能唱出《错位时空》的人，一个能提出“希望工程”概念的人，怎么可能满足于只在一家青年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
《萌芽》是什么？
是青年文学的摇篮，是文学新人的跳板。
但它不是终点，不是殿堂。
真正的文学大家，最终要走向《收获》，走向《人民文学》，走向中国文学的顶峰。
周卿云是一条真龙。
而《萌芽》，只是一片小小的池塘。
池塘可以养鱼，可以育虾，但养不住真龙。
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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