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理论：通过大规模心理筛查和干预，“优化社会情绪资源分配”。其中一段被红线标注：
“周博士认为，对于‘情绪资源消耗大于产出’的个体，社会应提供‘尊严出口’，减少整体负担。这一提议引发了激烈伦理辩论。”
“周文渊是起点，”陈默说，“但他的理念从哪里来？”
李文抽出一张老照片：一群学者在某个学术机构前的合影，标注“1975年，社会心理学研讨会”。他指着其中一个人：“周文渊的导师，德国心理学家汉斯·穆勒。二战后移居美国，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战前曾参与...”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参与过纳粹的某些心理学研究项目。”
陈默感到一阵寒意。这个理念的源头比他们想象的更黑暗、更久远。
“穆勒将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包装成‘社会心理健康’理论，传授给了周文渊。周文渊又将其本土化，加入了一些东方哲学元素，如‘因果报应’、‘自我救赎’，使其更容易被接受。”李文推过一份手稿影印件，“这是穆勒未发表的论文草稿，我父亲偷偷保留的副本。”
陈默阅读着那些用德语和英语混合写成的笔记，虽然语言晦涩，但核心理念清晰：通过心理手段识别和清除“社会负担”，是“进化的必然”和“集体的慈悲”。
“他们把这个理念当作科学真理，代代相传，”李文说，“王牧不是创始人，只是第三代执行者。而现在，第四代已经开始运作，更加隐蔽，更加系统化。”
“您为什么现在才说出这些？”陈默问。
李文苦笑：“因为我害怕。我父亲死前警告我，不要触碰这些秘密。他说这个网络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揭露它的人会遭遇‘意外’。但最近发生的案件...王牧的死，周文华的死...我意识到，沉默已经无法保护任何人。”
他从桌下拿出一个铁盒：“这是我父亲保留的全部证据：会议记录、资金流向、参与者名单、甚至早期实验的受害者档案。他本想销毁，但最终决定保留，希望有一天能真相大白。”
陈默接过铁盒，入手沉重。就在这时，档案室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
应急灯亮起，投下诡异的红光。李文惊慌地站起：“怎么回事？”
陈默拔枪，示意他保持安静。走廊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不止一个人。
“从后门走，”陈默低声说，指向房间另一侧的小门。
但门被锁死了。前门的方向，脚步声越来越近。
“他们知道您在这里，”陈默迅速环顾四周，“有别的出口吗？”
李文指向档案架深处：“通风管道，但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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