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优化’提升人类整体福祉。个体牺牲是为了集体进步。”
“纳粹优生学的心理学变种，”陈默总结，“用科学术语包装的集体谋杀。”
他们需要证据，不仅是为了定罪，更是为了揭露这个理念的邪恶本质。但所有直接证据都已被销毁或质疑，间接证据又不够有力。
就在这时，陈默收到一条加密信息，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李维民的儿子，李文。
“我父亲死前留下了一些东西，关于他的学生王牧和他们进行的‘研究’。如果你们想要，明天下午两点，市档案馆。独自来。我父亲说，有些真相必须被知道，无论代价。”
李维民，王牧的导师，十年前去世，正是“清源行动”开始的时间。如果他留下了证据...
“可能是陷阱，”虞倩提醒。
“也可能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陈默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第一代实验的原始文件，找到这个理念的源头和最初的反对者...”
“我跟你一起去。”
“不，他说独自去。而且你在名单上，太危险。”
虞倩坚持：“正因为我在名单上，我必须去。这是我的战斗，从我妹妹开始。”
最终他们决定：陈默明面上去见李文，虞倩暗中跟随，同时安排外围支援。
但他们都低估了“观察者”网络的渗透深度和反应速度。
当陈默第二天下午踏入市档案馆时，他不知道，一张精心编织的网已经开始收紧。
而虞倩，正在成为网中央的蝴蝶，她的每一次挣扎，都在为观察者提供宝贵的数据。
市档案馆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大理石柱廊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长长的阴影。陈默踏入大门时，感到一种被注视的不适感。大厅空旷安静，只有一名管理员在柜台后整理文件。
“我找李文先生，”陈默出示证件，“有预约。”
管理员点头，指向走廊深处：“李先生在地下档案室等您。请这边走。”
地下档案室位于建筑最底层，需要经过两道厚重的防火门。走廊灯光昏暗，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气息。陈默的手放在配枪上，保持着警觉。
最后一扇门前，他停顿片刻，然后推开。
房间比预期的要大，高高的档案架排列成迷宫，头顶是裸露的管道和昏暗的荧光灯。房间中央有一张长桌，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那里，面前摊开着一本厚重的档案册。
“陈警官，”李文抬起头，他有着学者般的清瘦面容，戴着老花镜，“感谢您能来。请坐。”
陈默在对面的椅子坐下，目光扫视房间。没有明显的威胁，但他训练有素的本能警告他，这里太安静了。
“您父亲留下了什么？”他直接问。
李文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档案册中抽出一叠发黄的文件：“我父亲李维民，生前是心理学系主任，王牧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后来对王牧的研究感到...极度不安。”
他推过一份文件，是手写的研究笔记，日期是十五年前：
“王牧今天提出了他的‘社会情绪优化’理论框架。他认为可以通过识别和引导‘情绪低效个体’自我清除，来提升社会整体福祉。我严厉批评了这种想法，指出其伦理问题和潜在的滥用风险。但他引用了他叔叔周文渊的早期研究，认为这是科学的进步。”
陈默翻看笔记，里面详细记录了王牧理论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学术讨论，到小规模实验设计，再到寻找资金支持和合作伙伴。
“我父亲试图阻止，但当时王牧已经获得了几个商业家族的支持，”李文的声音沉重，“更可怕的是，他父亲发现，这个理念不是王牧原创的。它有一个更长的历史。”
他翻开另一份文件，是一份影印的旧报纸剪报，日期是1978年。标题是：“心理学家提出‘社会心理健康工程’引争议”。
文章报道了周文渊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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