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有专业疑虑，保险公司拒绝承保，监管机构没有明确政策。”
会议围绕这个案例展开讨论：谁有权决定？需要何种知情同意？数字实体有何法律地位？家庭有何权利和义务？社会有何风险和利益？
三小时的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产生了更清晰的问题框架和下一步研究方向。这就是十年工作的成果之一：从对立辩论转向合作探究，从原则争议转向具体分析，从一次性解决转向持续对话。
会议结束后，林薇走进办公室，她现在担任中心的国际协调主任，十年间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神经伦理专家。
“依旧复杂，但比十年前有序。”林薇微笑，“至少现在有国际框架、专业机构、合作机制。十年前我们几乎从零开始。”
“但新挑战也不断涌现。”陈默指着报告中的趋势图，“神经增强技术的普及化，带来新的不平等问题。富人可以优化大脑，穷人则不能。神经数据的商业化，带来新的隐私和自主权问题。全球神经网络的连接，带来新的意识和身份问题。”
“这就是进步的本质。”林薇说，“解决老问题，面对新问题。关键在于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十年前我们缺乏框架，现在我们有；十年前我们缺乏合作，现在我们有；十年前我们缺乏意识，现在我们有。”
陈默点头。十年回顾，确实看到显着进步：全球超过六十个国家通过了神经权利相关法律；国际神经伦理准则成为行业标准；神经技术安全审查成为研发必需；公众教育项目覆盖数亿人；患者支持网络全球连接。
但挑战也在升级：技术发展加速，伦理反思滞后；商业利益强大，监管力量相对薄弱；文化差异显着，全球共识困难；公众热情有时偏向技术乌托邦或反乌托邦极端，缺乏平衡认知。
“下午的安排？”陈默问。
“博物馆的十周年特展开幕。”林薇查看日程，“‘镜子与窗户：神经科技的十年反思’。张振华和陆明将进行对话，周文渊教授也会出席，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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