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认为这只是实验产物，没有意识到在真实世界技术应用中可能成为问题。”
林薇问：“您认为不同技术协同引发症状是可能的吗？”
“非常可能。”张振华肯定，“大脑是网络，不是孤立的模块。干预一点，可能涟漪整个系统。商业技术的问题是简化——他们基于简化模型开发产品，忽视系统的复杂性。”
“症状‘传染性’呢？”
张振华沉思片刻：“人际神经同步是真实现象。如果一个人的大脑有异常连接模式，且与另一人的大脑高度同步，理论上，这种模式可能诱导类似的神经连接。但这需要极密切的互动和特定的神经状态。”
陈默总结道：“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多种神经技术无意的协同效应，导致跨感官综合征；在某些条件下，症状可能人际传播；现有监管框架无法处理这种复杂情况。”
“正是。”张振华说，“这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解决。惩罚单个公司无法防止问题重现。”
回到数字犯罪调查科，团队汇总了所有信息。医学专家组提供了初步分析：后天获得性联觉确实存在，神经机制涉及大脑感官整合区域的去抑制化。症状在大多数患者中是稳定的，但在约15%的病例中持续增强或变化。
技术组揭示了更令人不安的发现：七家公司的产品虽然针对不同功能，但都使用了类似的基础技术——经颅电刺激或磁刺激，且频率范围有重叠。更糟的是，部分产品有“自适应优化”功能，会根据用户反馈自动调整刺激参数，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叠加效应。
“这像是没有指挥的乐团。”张辰比喻，“每个乐器（技术）单独练习（开发），但一起演奏时产生不和谐音（副作用），而且没有指挥（系统监管）来协调。”
社会调查组报告了受影响者的困境：许多人不敢报告症状，担心被视为“精神问题”或被技术公司起诉违反保密协议。支持网络几乎不存在，患者感到孤立和困惑。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应对框架。”陈默在跨部门协调会议上提出，“包括：第一，医疗支持系统，为受影响者提供诊断和治疗；第二，技术安全标准，要求公司测试产品交互效应；第三，监管更新，覆盖神经技术的系统性风险；第四，公众教育，提高风险意识。”
会议争论激烈。科技公司代表辩称责任有限，监管机构表示权限不足，患者代表要求立即行动。经过八小时的艰难协商，最终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成立“神经技术安全联合工作组”，包括政府、企业、学术界和患者代表，制定应急响应和长期监管框架。
同时，徐志远的研究所成为医疗支持中心，为受影响者提供专业评估。数字伦理研究中心开发了“神经技术使用记录”应用程序，帮助用户跟踪自己使用的产品，评估潜在风险。
案件进入新阶段时，陈默接到了沈雨的电话，声音中有罕见的激动。
“陈警官，我们需要立刻见面。有新的发现，可能改变一切。”
在数字伦理研究中心的实验室，沈雨展示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
“我们分析了所有受影响者的大脑影像，发现了一个共同模式。”沈雨指着屏幕上的大脑连接图，“不仅是感官整合区域的异常连接，还有一个更深的模式：这些连接形成了一个...网络。”
“什么网络？”
“自我参照网络。”沈雨放大图像，“这是大脑中涉及自我意识、自传体记忆、自我反思的区域。在受影响者中，这个网络与感官整合区域出现了异常强的连接。”
陈默皱眉：“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症状不仅影响感官，还可能影响自我体验。”沈雨解释，“如果自我参照网络与感官网络过度连接，那么感官体验可能直接塑造自我感。这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患者报告‘感官体验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感觉’。”
更令人震惊的发现还在后面。
“我们分析了症状最严重的患者——大学生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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