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解机制，技术评估确定责任，心理支持帮助患者，法律研究填补空白。但首先，我们需要更多数据——受影响者的准确数量，症状的详细特征，技术使用的具体模式。”
调查进入第二周时，一个意外的联系出现了。张辰在分析患者数据时，发现了一个重复出现的名字：徐博士，神经可塑性研究专家，曾为多家涉案科技公司提供咨询。
“徐志远，五十八岁，前大学神经科学教授，六年前辞职成立私人研究所。”张辰展示资料，“他的专长是‘跨模态神经可塑性’——研究大脑如何重新分配感官处理功能。有趣的是，他在张振华的实验室做过访问学者。”
又是张振华。这个名字如同幽灵，缠绕在这一系列案件中。
“联系徐博士。”陈默决定，“还有，安排再次会见张振华。”
徐志远的研究所位于城市边缘的宁静园区，建筑低调，几乎没有标识。内部装修简洁，更像是学术机构而非商业公司。徐博士本人与照片相比苍老些，但眼睛明亮，有着学者特有的专注神情。
“我知道你们会来。”徐博士的开场白与许多涉案者相似，“当现象超越了个案，指向系统性问题时，调查就会向上追溯。”
“您了解这些跨感官综合征吗？”林薇问。
“不仅了解，我在研究它们。”徐博士带他们进入实验室，墙上是复杂的大脑连接图，“过去三年，我追踪了超过两百例后天获得性联觉案例。最初以为是孤立现象，直到发现它们都与神经技术使用相关。”
陈默仔细观察图表：“这些技术如何引发联觉？”
“大脑的感官处理有专用区域，但也有交叉连接。”徐博士解释，“正常情况下，这些交叉连接被抑制，确保感官分离。但某些神经刺激——特别是重复的、强烈的、针对多感官整合区域的刺激——可能解除这种抑制，增强交叉连接。”
“不同公司的技术无意中协同作用了？”
“正是。”徐博士点头，“A公司的记忆增强刺激了颞叶，b公司的时间感知训练影响了顶叶，c公司的空间优化作用于顶叶-枕叶连接。单独来看，每个刺激是局部的、可控的。但当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接受多种刺激时，它们可能相互作用，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效应。”
林薇追问：“症状的‘传染性’呢？有患者报告能短暂影响他人的感官体验。”
徐博士的表情变得严肃：“这是最让我担忧的部分。理论上，如果两个人的大脑活动高度同步，且其中一人有强化的跨感官连接，这种连接模式可能通过人际神经同步‘传递’给另一个人。这需要极特定的条件，但并非不可能。”
“您报告过这些发现吗？”
“我试图。”徐博士苦笑，“但科技公司不感兴趣——他们关注产品效果，不关注罕见的副作用。监管机构没有相关框架。学术期刊认为这太‘边缘’，缺乏足够的对照组数据。”
陈默思考着这个困境：科学家发现了潜在风险，但系统缺乏接收和应对的机制。
“我们需要您的合作。”他说，“帮助受影响者，理解机制，制定预防措施。”
徐博士点头：“我一直在等这样的合作邀请。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只是惩罚性调查，必须是建设性解决。这些技术有潜力，不能因恐惧而放弃，但需要更负责任的开发和使用。”
离开研究所时，陈默感到案件的维度再次扩展。这不再只是单个公司的责任问题，而是整个神经技术生态系统的监管和伦理问题。
第二天，监狱会面室，张振华听着最新进展，表情复杂。
“徐志远，我记得他。”张振华回忆，“聪明，有远见，但比我更谨慎。他离开学术界是因为对商业化神经技术的担忧。看来他的担忧成真了。”
“您对跨感官综合征有什么见解？”陈默问。
“我在早期实验中观察到类似现象。”张振华承认，“当刺激大脑的多感官整合区域时，偶尔会诱发短暂的联觉体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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