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年轻，有理想，曾是“认知路径优化”项目的参与者，但在意识到项目的真正目的后退出。
“我加入是因为我想帮助抑郁症患者。”赵文在私下交谈中说，“抑郁症的一个特征就是‘思维反刍’——反复思考负面问题无法自拔。我们的技术最初是为了帮助这些人跳出反刍循环，关注积极事物。”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目标悄悄改变了。”赵文叹息，“从‘帮助患者’变成了‘优化普通人’；从‘治疗疾病’变成了‘提升适应’；从‘个人自愿’变成了‘群体干预’。就像温水煮青蛙，改变一点一点发生，直到你回头看，才发现已经走得太远。”
“为什么没有早点退出？”
“因为环境。”赵文坦承，“当你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进步，质疑者被视为保守或缺乏远见时，保持批判性很难。而且，技术确实有效——它真的能让人们感觉更好，更平和。问题在于，我们开始用‘感觉更好’替代‘真正更好’，用‘平和’替代‘正义’。”
陈默理解这种滑坡。美好的初衷，在缺乏监督和反思的情况下，逐渐扭曲为危险的工具。
“你现在在做什么？”
“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成立了一个小型研究组。”赵文说，“专注于神经科学技术的透明和伦理应用，强调知情同意和个人自主。我们也在开发反制技术——帮助人们识别和抵抗非自愿的神经影响。”
“反制技术？”
“是的。基于同样的原理，但反向：增强人们对操纵的觉察力，强化批判性思维路径，提高认知自主性。”赵文眼睛发亮，“如果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扩散，至少可以赋予人们防御能力。”
陈默看到了希望。不是简单地禁止技术，而是平衡技术——用技术保护人们免受技术滥用之害。
他将赵文的研究组介绍给顾言，促成了合作。同时，推动警方与伦理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协作，监测新兴技术的社会风险。
新的调查和改革同步进行。随着更多证据出现，涉及非法实验的机构和人员被处理。同时，新的伦理框架开始影响相关政策制定。
三个月后，国家发布了《神经科学技术应用管理暂行办法》，采纳了伦理框架的核心原则，设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
看起来，迷宫找到了出口。
但陈默知道，真正的迷宫不是外部结构，而是人心。
一天晚上，他收到顾言的信息：“陈警官，有空聊聊吗？关于迷宫的隐喻。”
他们在茶馆见面。顾言看起来比几个月前苍老了些，但眼神依然锐利。
“你在想什么？”顾言问。
“我在想，我们真的找到出口了吗？”陈默坦诚，“我们处理了违法的部分，建立了新的规则，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接受甚至欢迎这种‘引导’？为什么‘内心平静’比‘社会正义’更有吸引力？”
“因为痛苦。”顾言简单地说，“面对社会问题让人痛苦——无力感、愤怒、沮丧。而‘内心平静’的承诺提供了一条逃避痛苦的道路。技术只是让这条道路更容易走。”
“所以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社会本身——为什么有那么多痛苦需要逃避？”
“这正是迷宫的真正结构。”顾言点头，“技术的滥用是症状，不是疾病。疾病是社会结构性问题：不平等、不公正、无力感。只要这些存在，就会有人寻找逃避，也会有人提供逃避——无论是通过宗教、娱乐、药物，还是神经科学技术。”
“那我们作为警察能做什么？我们处理症状，但治不了疾病。”
“你能做的比想象的多。”顾言说，“不是直接治疗社会疾病，而是保护治疗的空间——让不同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不同的解决方案能够被尝试，不同的未来能够被想象。保护这个空间不被任何单一的力量垄断，无论是暴力、金钱，还是技术。”
“听起来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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