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你们的行动，看到陆明和周启明的选择...”
“你现在处于危险中吗？”
“可能。我失踪后，他们一定在找我。这些资料如果被销毁，就没有证据了。”小路抬头，眼神中有恳求，“我知道这很自私，但我需要保护。我有家人...”
陈默理解他的处境。又一个内部人员，带着关键证据，寻求庇护。模式几乎重复。
“我可以安排保护，但你需要配合调查。”
“我愿意。”小路立刻说，“但有一个条件：不是所有研究人员都是坏人。有些人真的相信自己在做有益的工作。请...请区分意图和方法。”
陈默答应会公正处理。他联系老李，安排小路进入安全屋，同时将硬盘交给技术科分析。
分析结果令人震惊：数据显示，研究中心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合作医院和心理健康机构，对超过五千名不知情的市民进行了神经扫描和轻度刺激实验，收集了大量“认知路径”数据，用于优化“重塑协议”。
更令人不安的是，计划书显示下一阶段将开发“可大规模部署的神经调节技术”，通过公共设备（如特定频率的公共照明、嵌入音频的媒体内容、甚至饮用水添加剂）进行“温和的群体认知调整”。
“这是大规模社会工程。”顾言被紧急咨询，看完资料后脸色发白，“用科学技术实现以前只能通过宣传和教育达到的目标——而且更精确、更有效、更难以察觉。”
“法律如何界定？”陈默问。
“在灰色地带，甚至空白地带。”顾言说，“如果技术足够温和，不造成明显伤害，甚至可能被包装成‘公共卫生干预’或‘社会福祉提升’。关键在于意图和知情同意。”
但小路提供的证据清楚地显示了意图：不是为了公共福祉，而是为了社会控制和稳定。
陈默将新证据上报联合专案组。国家安全机构高度重视，立即扩大调查范围，聚焦神经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伦理和法律边界。
新的调查发现，研究中心不仅在南江，还在全国多个城市有合作机构，形成了一个隐蔽的研究网络。国际联系也更广泛，与多个国家的类似研究项目有数据共享和合作。
规模再次超出预期。
但这次，陈默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仅仅是打击和取缔，而是试图理解和引导。
他提议召开一个跨领域会议：神经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律专家、社会学家、公民代表，共同探讨神经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边界。
“我们需要建立框架，而不仅仅是关闭实验室。”陈默在提议中说，“技术本身不是恶，恶在于如何使用。如果我们只是摧毁技术，它会在其他地方以更隐蔽的方式重生。我们需要建立伦理和法律护栏，让技术用于真正的人类福祉，而不是控制。”
提议被采纳。会议在一个月后举行，参与者包括来自各领域的专家，甚至邀请了研究中心的一些前研究人员——那些没有直接参与非法实验，但了解技术的人。
会议紧张但富有成效。讨论焦点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
1. 神经调节技术的伦理边界在哪里？多少程度的“引导”是可接受的？
2. 知情同意的标准是什么？对于群体性干预，如何获得同意？
3. 如何监管这类技术的研究和应用？
4. 社会如何平衡技术创新和公民自由？
争论激烈。一些科学家认为任何形式的神经干预都侵犯了人的自主性；另一些认为适度的干预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法律专家讨论现有法律框架的不足；伦理学家强调预防性原则。
最终，会议形成了一份《神经科学技术社会应用伦理框架》草案，提出了基本原则：尊重自主、最小干预、充分知情、透明监督、社会共议。
草案提交给相关部门，作为制定新法规的参考。
会议期间，陈默接触了几位前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其中一位叫赵文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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