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定价的阳谋”。不一定固定死折合银两的数目，而是颁布“浮动价格条例”：以最近十年粮食价格的中间数为基准，允许州县根据当年丰收歉收情况，在基准上下浮动百分之五上报户部核定。这个举措好像给了地方权力，实际上隐藏着中央的控制。户部可以借着核定的机会，考察州县官员的名声和百姓情况——上报价格过高的，不是平庸就是贪婪；上报价格过低的，不是严酷就是愚蠢。贪婪愚蠢的官吏，都可以依次淘汰更换，而任用的人，必须是能体会朝廷意图、善于周旋的能干官员。所以，定价不仅仅是为了征收银两，实际上是甄别天下官吏的无声考核。
二是“火耗归公的谋略”。明确下诏火耗不能超过百分之十，而且所有损耗的银两，全部运送到京城，充当“平准基金”，专门用于丰年买米储存进仓库。这样一来，火耗从私人搜刮变成了公共税收，从污名变成了善政。地方如果多征收，那么京城仓库就多得，可以增加购买储存；如果少征收或者不征收，那么就显示其吏治清廉，可以作为榜样。朝廷坐收利益，而清廉和浑浊的官吏，自然显现在基金的账簿之间。
三是“官绅一体纳粮的伏笔”。折色之后，田赋都以银子计算。可以慢慢谋划，先说是“为了均衡赋税劳役”，要求所有田地，无论官绅还是民户，都需要重新登记造册，明确折合银两的基数。这时候阻力最小。等到册子完成之后，再商议“官绅优待减免”的额度，是减少还是免除，主动权完全在朝廷。这是温水煮青蛙，步步为营的策略。
这三环互相扣连，看起来是广布恩德、体恤下情，实际上每一环都暗含机关，将官吏、豪绅、钱粮全部纳入无形的牢笼。实行五年，那么朝廷不发怒也有威严，国库不苛刻也能充盈，吏治不审查也能清明。这不是阴谋，是堂堂正正的阳谋，顺从的人昌盛，违逆的人……自然有后来者顶替他的位置。
《靖海扬波论》（贾廷和版）
臣闻：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谋者无昭昭之名。靖海之役，若只图犁庭扫穴，不过得一夕之安。当借此雷霆之势，布连环无解之局，使海疆永为我朝财富之泉，而非疥癣之疾。
首局：“以盗制盗，以商养兵”。明面上，大军压境，清剿巨寇。暗地里，可密遣干员，接触那些“豪强私舶”，许以重利：凡能献巨寇首级、或引导官军破巢者，不仅前罪尽赦，更可获特许贸易牌照，其船队受水师庇护，抽分减半。此牌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此，则海寇内部必生猜忌火并，官军坐收渔利。而得牌照者，为保其特权，必竭力维护航线安全，举报新寇，无形中成为朝廷编外水师。养兵之费，转嫁于商；靖海之责，分摊于“盗”。
次局：“移祸东引，开辟财源”。待海疆初定，可宣扬“红毛夷”、“佛朗机”等远洋夷人船坚炮利，窥伺中华富庶。倡议组建“皇家远洋护航舰队”，宣称保护商路，探索新域。舰队所需巨资，可向那些获得特许牌照的巨商“募捐”，并许以未来新发现航线之优先贸易权。甚至可发行“海防债券”，利诱民间资本。此举一箭三雕：聚敛军资于无形，转移国内矛盾于外洋，更为将来开拓海外殖产、掠夺资源埋下堂堂正正之借口。
终局：“盐铁专营，变本加厉于海”。借鉴统购统销之策，于关键海港设“市舶总督衙门”，不仅抽分，更对丝绸、瓷器、茶叶等出海大利之物，实行“出口配额许可制”。配额之分配，半由官定，半由“竞拍”。官定部分，用以安抚皇亲勋贵、有功将士；竞拍部分，价高者得，充实内帑。同时，对南洋特产如香料、苏木、珠宝等入口货物，实行“进口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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