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舆情应对口径和媒体沟通，其他人补充。
黄政同志……”他略一沉吟，“你来自基层，对现场可能更熟悉，协助李市长，同时关注一下网络舆情的新特点。”）
这个分工看似合理，但将黄政放在了相对辅助的位置。
钱处长立刻接口：
（“舆情方面，关键是快报事实、慎报原因、重报态度。
要第一时间成立新闻中心，统一口径，滚动发布。
对于网络谣言，要协同网信部门快速辟谣，必要时采取技术措施。”）
孙处长则从技术角度提出：
（“必须立刻组织专家研判泄漏物质性质、扩散范围，划定警戒区，制定科学处置方案，防止次生灾害。
同时要排查园区其他隐患点。”）
李市长强调了现场秩序和家属安抚的重要性。
黄政仔细听着，没有急于发言。
他发现，大家的思路都集中在“事后应对”的层面，而且各有侧重，缺乏一个贯穿始终、统揽全局的核心逻辑，对于如何防止事态在信息时代进一步恶化、如何争取主动权，思考不够。
讨论过半，方案框架初步形成，但总觉得有些散，且对短片中提到的一些棘手问题（如：有内部人员向媒体泄露未经核实的伤亡数字；有境外媒体刻意歪曲报道；部分家属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准备大规模聚集上访）应对策略不够有力。
这时，黄政举手示意发言。赵副厅长点头：“黄政同志，请讲。”
黄政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
（“各位同学，我谈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我们现在的方案，技术、救援、舆情、善后，各个板块都有了，但更像是拼盘。
我认为，在重大公共危机中，尤其是涉及安全生产和舆情的，必须确立一个最高原则，所有行动都服务于这个原则。”）
“什么原则？”赵副厅长问。
（“生命至上、公开透明、依法处置、压实责任。”
黄政写下这四个词，“但这需要具体化。
我建议，我们的应对方案，要围绕一条主线：
以最快速度建立‘事实权威’和‘信任权威’，夺取危机处置的主动权。”）
他一边说，一边在白板上画图：
（“第一条线，技术处置与救援线，孙处长和李市长负责，目标是控制事态、减少损失，这是建立‘事实权威’的硬件基础。
但这条线必须与信息发布紧密联动。
我建议，成立一个融合指挥部，技术专家、救援指挥、宣传人员必须在一个物理空间联合办公，信息同步共享，确保对外发布的技术信息绝对准确、及时。”）
（“第二条线，信息发布与舆情引导线，钱处长主导，但不能孤立。
我补充几点：第一，不仅要‘快报事实’，更要‘主动设置议题’。
比如，在发布基本事实的同时，主动公布我们已采取的措施、调集的资源、上级的重视，将公众注意力引导到‘正在全力救援处置’上，而不是仅仅聚焦于灾难本身。
第二，对于网络谣言，辟谣要快，但更要‘用事实挤压谣言空间’。
我们可以主动开设‘救援直播’（在安全前提下）、定期发布核心数据（如监测数据、救援进度）、邀请权威专家和部分家属代表进入指挥部或通过官方平台发声，用海量、真实、动态的信息流，让谣言无处藏身。
第三，对境外媒体，不能简单堵截，要‘提供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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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向他们提供经过核实的、全面的信息包（包括多语种），安排符合规定的采访，用我们的信息去影响他们的报道框架，比让他们自己捕风捉影要好。”）
（“第三条线，”黄政的笔指向白板另一侧，“是责任追溯与秩序维护线。
这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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