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逢河南道黜陟使（中央派往地方考察吏治的官员）阎立本巡查，召见狄仁杰问话时，发现他“辞气慷慨、条理清晰”，不仅为其洗清冤屈，还称赞他“仲尼称观过知仁，君可谓沧海遗珠矣”，将他提拔为并州都督府法曹参军（负责地方司法、刑狱的官员）。这次遭遇让狄仁杰明白：官场需智慧，但“守正”永远是立身之本。
- 大理寺丞：一年断案万七，无一人申诉：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狄仁杰因政绩突出，被调往中央任大理寺丞（最高司法机构的官员，负责审理京城及全国重大案件）。当时大理寺积压了大量陈年旧案，涉及囚犯数千人。狄仁杰上任后，“夜以继日，阅案不倦”，仅用一年时间便将所有积案审结，涉及人数多达一万七千余人，且审结后无一人因判决不公而上访申诉——这一记录在唐代司法史上堪称奇迹，也让“狄公断案”的名声传遍朝野。他断案从不拘泥于法条，更注重“情理兼顾”：曾有一对兄弟因争夺家产打官司，狄仁杰没有简单判罚，而是召来兄弟二人，讲述“兄弟同心”的典故，还带他们去看幼时共同居住的旧宅，最终兄弟二人幡然醒悟，主动撤诉，被时人称为“以情化狱”的典范。
- 犯颜谏君：救“昭陵柏”之罪，守司法底线：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因巡查时不慎，误砍了唐太宗昭陵（皇家陵墓）前的一棵柏树。唐高宗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此乃大不敬，当处死刑”，命狄仁杰负责审理，要求定死罪。狄仁杰查阅律法后，认为二人“罪当免职，而非处死”，遂上书劝谏。唐高宗怒斥道：“昭陵是朕父皇的陵寝，柏树被砍，是朕之不孝！你敢为他们求情，是想抗旨吗？”狄仁杰却从容回答：“陛下律法规定‘误毁皇家陵寝草木者，杖责一百，免官’，若今日因一棵柏树杀两位将军，便是‘法外施刑’。后世子孙若效仿陛下，随意更改律法，天下将无公正可言！”最终，唐高宗被说服，免去二人死罪，仅将其免职。此事让狄仁杰声名更盛——他不仅敢“守法”，更敢在皇帝盛怒时“护法”，成为当时官场中“司法正义”的象征。
二、地方治政：从宁州“德政碑”到豫州“救囚六百”，以民为念
狄仁杰多次被贬或调任地方，每到一处，都以“安抚百姓、革除弊政”为己任，留下诸多“德政”，甚至被百姓立碑纪念，成为“地方官楷模”。
- 宁州刺史：抚戎安边，百姓立碑颂德：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武则天临朝称制初期，边疆不稳，西戎部落时常侵扰陇右地区，狄仁杰被任命为宁州刺史（今甘肃宁县，地处关中与陇右的交通要冲，多民族杂居）。当时宁州汉族与少数民族矛盾尖锐，前任刺史采取“强硬镇压”政策，反而激化冲突。狄仁杰到任后，一改旧策：他亲自走访西戎部落，与部落首领“饮酒盟誓”，承诺“朝廷不扰部落生计，部落亦不得侵扰汉人村落”；同时下令废除“民族赋税差异”，汉族与少数民族同等缴税、同等受法律保护。不到半年，宁州境内“胡汉相安，商旅畅通”，百姓为感谢他，自发在宁州城外修建“德政碑”，碑文中写道“狄公至，胡汉无争，夜不闭户”。后来，中央派御史郭翰巡查陇右，路过宁州时，见百姓纷纷在碑前祭拜，感叹道：“狄公之德，非仅治一州，实乃安一方啊！”
- 江南巡抚使：焚“淫祠”千七，正民风礼法：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狄仁杰调任江南巡抚使（负责巡查江南地区吏治、民风的官员）。当时江南（今江苏、浙江一带）盛行“淫祠”之风——百姓为求神拜佛，修建了大量供奉民间邪神、妖鬼的祠堂，不仅耗费民财，还常有“巫祝借祭祀敛财、害人性命”的事件发生。狄仁杰调查后，认为“淫祠惑民，败坏礼法”，遂下令：除供奉夏禹（治水救民）、太伯（礼让天下）、季札（君子典范）、伍员（忠君爱国）四位先贤的祠堂外，其余一千七百多所淫祠全部焚毁；同时下令禁止“巫祝跳神、活人献祭”等陋习，还在各地兴办学校，教授儒家礼法。此举虽遭到部分迷信百姓的反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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