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九年春，汴梁翰林院的紫藤架下，总飘着淡淡的松烟墨香与旧纸霉味。自从柴荣下旨征集天下古籍、启动校勘工程以来，这里便成了后周文人最集中的地方——三十余名翰林学士分案而坐，案上堆满了泛黄卷册，有的纸页脆如蝶翼，稍一用力便可能碎裂，有的字迹模糊难辨，需借着晨光反复揣摩。
“李学士，这卷《齐民要术》残本，‘种谷篇’里‘每亩用种三升’，旁注却写‘五升’，究竟哪个为真？”年轻学士王彦直捧着一卷古籍，眉头紧锁地走到资深学士李守真案前。他指尖捏着一支细如发丝的狼毫，笔尖蘸着极淡的朱砂，显然是在犹豫该如何标注。
李守真放下手中的放大镜——那是柴荣仿照现代放大镜原理，命工匠用琉璃打磨而成的“观文镜”，此刻正被他珍而重之地放在案角。他接过残本，借着窗外透进的天光仔细翻看，又从书架上抽出另一卷完整的《齐民要术》刻本比对：“你看这残本的纸质，是梁代的麻纸，而旁注的墨迹偏黑，带着晚唐的松烟味，定是后人妄改。再者，柴陛下曾说过，古代度量衡虽与今不同，但据《汉志》记载，梁代一亩用种量约合今之二升半，三升尚在合理范围，五升便过于耗费了，显是谬误。”
王彦直恍然大悟，拿起朱砂笔在“五升”旁轻轻画了个圈，又在页边批注“后人妄加，参考宋刻本校正”。他刚坐下，隔壁案的陈学士又发出一声低呼：“糟了！这卷《孙子兵法》的‘谋攻篇’，竟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写成了‘不战而屈人之城’，这可是要害了！”
这话引得周围几位学士纷纷围拢过来。陈学士捧着的是一卷从南唐征集来的孤本，纸页已经发黑，字迹却依旧遒劲。“这可是兵学圣典，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啊！”有学士感叹道，“若是照着这个版本教给将士，岂不是要曲解圣人本意？”
众人议论纷纷时，翰林院学士承旨范质走了进来。他是此次校勘工程的总负责人，手里正拿着一本柴荣亲批的《校勘凡例》。“诸位不必惊慌，”范质声音沉稳，“陛下早有交代，校勘古籍要‘三证合一’——以最早刻本为底本，参校不同版本，再结合实务印证。这‘屈人之兵’与‘屈人之城’，咱们且看上下文：后文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若为‘城’，则与‘非战’相悖，可见是传抄之误。”
他顿了顿，又笑道：“还记得上月陛下亲临翰林院，见咱们为‘黍稷稻粱’的排序争论，陛下当即让人从御膳房取来四种谷物，说‘先种者先收，先收者先入籍，这排序当依农时而定’，咱们这才定下正误。如今这兵书谬误，也当如此——兵法的核心是服人，而非破城，陛下推行的‘招降策反’，不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好印证吗？”
众人纷纷点头，陈学士当即在谬误处批注校正，还特意注明“依兵法实务及上下文印证，此处应为‘兵’”。这般严谨的校勘，在翰林院已是常态。自工程启动以来，柴荣不仅提供了“观文镜”“标准度量衡”等工具，还定下了“不隐恶、不溢美、不盲从、不臆断”的八字原则，要求学士们既要尊重古籍原貌，又要敢于纠正流传中的谬误。
正午时分，御膳房送来的“营养套餐”被摆上了廊下的长桌——两碟素菜、一碗杂粮饭、一盅清汤，正是柴荣改革御膳房后定下的标准餐食。学士们陆续放下手中的活计就餐，席间话题依旧离不开古籍校勘。
“昨日我校勘《水经注》，发现其中记载的汴河故道与如今的河道偏差三里，”李守真喝了口汤，说道，“已让人去河道署借来图纸比对，准备在批注中注明古今变迁，免得后人误以为古河道便是今时模样。”
“我这儿也有趣事，”王彦直放下碗筷，笑着说，“那卷从北汉征集来的《论语》，竟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写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众’，想来是北汉文人战乱中仓促抄写所致。我按陛下的吩咐，不仅校正了文字，还在旁注里写了‘施于一人，便是施于众；苛于一人，便失于众’，也算呼应陛下的仁政理念。”
众人听了都笑起来，纷纷称赞这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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