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是立刻就明白了。
那支鲜红的笔，在会议名单上画下的圈，不是荣誉，而是靶心。
三天后，厂部下达的任务像一块冰冷的铁砣，砸在了我们废料组每个人的心上——加工三百套铆钉托架，限期七天。
消息传开，整个小组死气沉沉。
三百套托架，对锻工班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们这个只有老弱病残和几台濒死设备的废料组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
更致命的是，组里唯一能用来精加工平面的手摇刨床，就在任务下达的当天下午，在一声刺耳的尖啸后，主轴应声断裂。
我冲过去检查，心沉到了谷底。
断口齐整，是典型的金属疲劳。
我立刻打了报告给动力科，得到的回应冷漠而公式化：“等着吧，前面排了十七个维修单，最快半个月。”
半个月？七天的任务，等半个月维修？这分明是绝路。
组里的老少爷们儿围着那台瘫痪的机器，一张张脸上写满了绝望。
有人蹲在地上，抱着头，半晌才憋出一句：“这他娘m的……是想把我们往死里整啊！”
夜幕降临，李春花大姐趁着打扫卫生，悄悄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像蚊子哼：“小林，我听库房的人说了，今年的棉鞋配额，全看这个月的工分。你们组要是完不成……这个冬天，怕是都要光脚了。”
一句话，让本就冰冷的空气瞬间凝固。
在北方零下二十度的严冬里，没有棉鞋意味着什么，我们比谁都清楚。
那不是过得好不好的问题，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那一晚，我没有回家。
我揣着一盒火柴，独自一人钻进了厂区最偏僻的报废机床堆。
这里是红星厂的坟场，堆满了从建厂以来淘汰下来的所有钢铁残骸。
我一根根地划亮火柴，昏黄的火光在锈迹斑斑的钢铁丛林中跳跃，映出我焦灼的脸。
我的脚步最终停在一台巨大的、покрытойтолстымслоемпылиимасла的机器前。
即使在黑暗中，它那极具暴力美学的轮廓也清晰可辨——苏联C6—20型精密车床。
这台机器是厂里的传奇，也是禁忌。
三年前，一名老资格的师傅酒后操作，强行挂错了挡位，直接导致变速箱内一组关键齿轮崩碎，主轴抱死。
动力科组织了两次抢修，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在图纸已经上交档案室封存的情况下，这台功勋卓著的设备被定性为“永久封存”，扔进了这里，成了一堆昂贵的废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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