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阻力。朱元璋派来的五名儒士里，为首的是翰林院编修方孝孺，此人学问精深，性子却极执拗，坚持要越南学子先学《三字经》，再读《论语》，连课本都必须用南京印制的版本，不许掺杂半个越南字。
“方先生，”吕毅在府学的讲堂里来回踱步，看着案上堆得高高的汉文课本，眉头紧锁，“越南学子大多不识汉字，不如先让他们学拼音，再慢慢教经书？”
方孝孺放下手中的狼毫笔，笔尖的墨汁滴在宣纸上，晕开一个小小的黑点：“吕大人此言差矣！孔孟之道，需从文字学起，若用拼音，岂不失了原典的韵味？”他指着墙上刚贴好的《千字文》，“老夫已让工匠刻了木版，每日印百张，分发给各乡，不出三年，必有成效。”
正说着，讲堂外传来一阵喧哗。一个越南老秀才带着十几个学子，捧着几本用喃字写的诗集，跪在门口不肯起来。老秀才的花白胡子在风里抖动，声音嘶哑：“大人，我越南也有学问，为何只许学汉文？”
方孝孺脸色一沉，刚要发作，被吕毅拦住。吕毅走到门口，扶起老秀才，看着那些泛黄的诗集，封面上的喃字弯弯曲曲，像一群跳舞的虫子。“老丈，”他的声音温和，“汉文要学，喃字也可保留。府学里设个‘译馆’，你带着学子们把喃字书籍译成汉文，朝廷给俸禄，如何？”
老秀才愣住了，随即老泪纵横，对着吕毅深深一揖：“大人……大人真是体恤我等！”
方孝孺虽有些不悦，却也知道吕毅的做法更稳妥，便不再坚持，只是加重了语气：“译书可以，但经书必须用汉文讲授，这是底线。”
水利的兴修则顺利得多。沐晟请来了云南的傣族工匠，他们擅长在山地间开凿沟渠，对红河的水文也颇有研究。工匠头领岩勐带着人沿着红河勘察了三日，画出的水渠图让越南百姓啧啧称奇——那些蜿蜒的线条避开了所有低洼地带，还在关键处设了水闸，既能防洪，又能灌溉。
“将军你看，”岩勐指着图上的一处弯道，“这里的河床每年都要抬高半尺，我等在此修个滚水坝，让泥沙沉积在坝前，既能清淤，又能蓄水，一举两得。”他手里的竹笔在图上点了点，“只是需征调民夫三千，耗时三个月，得请大人出告示，让百姓们自愿来。”
沐晟看着图上密密麻麻的水利设施，忽然想起朱元璋曾说“水利是农之本”，便点头道：“告示我来写，你只管带人干。凡来修渠的民夫，每日发两斤米，半斤肉，绝不亏待。”
告示贴出的第二天，竟来了五千多民夫，有越南人，也有留在当地的明军老兵。他们扛着锄头、推着独轮车，在红河岸边搭起了临时工棚，炊烟袅袅，与远处稻田里的插秧人相映成趣。岩勐光着脚在泥地里指挥，裤脚卷到膝盖，腿上沾着泥浆，却笑得一脸灿烂：“将军你看，百姓们心里亮堂着呢，谁真心为他们好，他们就跟谁干。”
府学开课那天，沐晟特意去了一趟。方孝孺正站在讲台上，教孩子们读《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声音稚嫩却响亮，混着窗外越南孩童唱的歌谣，竟有种奇异的和谐。一个穿粗布短褂的越南妇人趴在窗台上，看着里面念书的儿子，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脸上带着既骄傲又不安的神情。
“夫人，”沐晟走过去，声音放轻，“令郎很聪慧。”
妇人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嘴里说着刚学会的汉话：“谢……谢将军。他爹……他爹去年死在战场上，我送他来念书，是想让他以后做个识文断字的人，不打仗。”
沐晟的心轻轻一颤，他想起那些在都城之战中死去的士兵，想起黎季犁自焚的皇宫，忽然明白，治理的真谛从来不是征服，而是让失去父亲的孩子能安心念书，让失去丈夫的妇人能看到希望。
三个月后，南京的第二批官员抵达升龙城。他们带来了朱元璋亲自批注的《大明律》译本，用喃字和汉文对照着刻印，分发给各州县；带来了新的稻种，据说是福建的高产稻，能比越南本地稻增产三成；还带来了一批工匠，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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