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办公室。
清晨，天色灰蒙，阴冷的秋雨无声地敲打着玻璃窗，划出一道道蜿蜒的水痕，将窗外城市的天际线晕染得模糊而压抑。办公室内没有开灯，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夜未眠的烟草味、陈年卷宗的纸张味，以及一种近乎凝固的、沉重的疲惫感。
赵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椅背对着门口，面朝窗外。他指间夹着一支即将燃尽的香烟，烟灰积了长长一截，却忘了弹掉。桌上，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旁边散落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份的标题是——《关于犯罪嫌疑人刘东（绰号“刀疤”）在押解途中突发疾病死亡事件的初步情况说明及善后处理建议（内部传阅稿）》。
报告措辞严谨、客观，引用了医院出具的“急性心梗”死亡证明，强调了押解流程合规、现场抢救及时，结论倾向于“意外事件”，建议“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工作，消除不良影响，维护司法权威”。
一份标准化的、旨在迅速平息事端、规避责任的官僚文书。
赵猛的目光没有落在报告上，而是穿透雨幕，投向更远处阴云低垂的天空。他的脸色晦暗，眼窝深陷，胡茬凌乱，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许多。但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深处，却燃烧着一种近乎偏执的、不肯屈服的火焰。
刘东死了。死得蹊跷，死得干脆，死得将所有可能指向更深处的线索彻底掐断。
那份关于“次声波武器”残留的惊悚技术报告，以及医院监控里那个鬼魅般的风衣人，被更高层级的命令紧急封存，连同王伯君二次尸检发现的“幻影-7号”纳米麻醉剂证据一起，被贴上“绝密”标签，移交给了某个直接对中央负责的、极其神秘的联合调查机构。省厅层面的调查，被明令禁止继续深入。
来自各方的压力，如同无形的巨手，层层压下。厅领导的谈话语重心长，既有对下属的关怀，更有对“大局”和“稳定”的强调；来自兄弟单位的“关切”电话，委婉地提醒他“适可而止”；甚至还有一些更隐晦的、来自体系之外的“朋友”递话，暗示“水太深，容易溺水”。
他仿佛能听到一扇又一扇大门在他面前沉重关闭的声响。每关闭一扇，前方的道路就黑暗一分。
孤独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包围。
但他没有动摇。
刘东临死前那诡异而充满挑衅的笑容，王伯君体内那来自境外间谍行动的纳米毒剂，还有那个穿着特种作战靴、沾着军事管制区土壤的杀手影子…这些画面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日夜灼烧着他的神经。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早已不是一桩简单的腐败案或黑社会火并。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发生在阴影里的、对手拥有超乎想象的能量和技术的、关乎国家安全和正义根基的战争。
退缩？不可能。
他深吸一口即将烫到手指的烟蒂，将其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然后，他转过身，重新面对办公桌。昏暗的光线下，他的脸庞棱角分明，如同冷硬的岩石。
官方渠道被暂时阻断，他就用自己的方式查！
他打开电脑，绕开了需要层层审批的内部案件管理系统，启用了一个只有极少数核心队员知道的、物理隔离的保密数据库查询终端。这是多年前他负责某个涉密专案时建立的备用渠道，数据更新可能滞后，但胜在绝对独立和隐蔽。
他的目标明确：刘东死了，但他生前掌控的张天贵集团跨境物流网络，绝不会因为他的死而瞬间蒸发。必然有继承者，有残存的脉络，有洗白转型的白手套。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调出了所有与张天贵集团旗下物流、运输、仓储业务相关的公司及人员档案，时间跨度从集团崛起直到覆灭前夕。海量的信息在屏幕上滚动。
他重点筛选那些曾经承接过来自“特殊货源地”或发往“特殊目的地”业务、公司架构复杂、股东背景模糊，尤其是在集团垮台后迅速“转型”或“注销”的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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