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竟然是行政副院长的电话，我有些意外， 和这个副院长日常的交流无非就是我每学期的全院行政大会以及经费使用报告。
而电话里，他的语气冷得出奇，连一个寒暄都没有。我愣了一下，心里升起一股不太好的预感。
“请问…是现在吗？”我看了眼时间，已经快晚上六点了。
“嗯，现在。”唐泽院长又强调了一遍，“如果您有空的话，请立刻过来。”
“好的，我这就来。”
挂断电话后，我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几秒。直觉告诉我，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
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到，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我要研究成果有研究成果，上课反响也很不错。唯一可能会被约谈的…也许是学期末粒子物理学的考试，通过率只有54%，但这也不是我的原因，我总不可能把错题改成对的。
我想，我除了偶尔严格了一点外，没做过任何可以被“约谈”的事。
我仔细想了想，终于想出了一个问题…上个月我带着学生去caltech参加seminar，经费有些超支。但我也已经写了报告说明，超支的50万日元由我个人承担，这么点钱实在不像是值得谈话的。
“唉…”我叹了口气，在心里想，日本人就是这样，做事情太死板，不懂得变通，自己补贴都不够，非得写报告额外申请。
我立刻去了副院长办公室，刚一推开那扇门，就感到了空气中的压抑感。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除了行政副院长，还有天体物理学专业的programme coordinator，我的顶头上司远藤教授，还有一位陌生的中年女性，面前摆着一个印着校徽的文件夹。
我扫了一眼那文件夹上的文字，『京都大学ジェンダー平等委员会』（京都大学性别平等委员会），心里更迷惑了。
但很快，我就得出答案。应该是系里哪个男老师被举报性别歧视，来找我了解情况的。
“请坐吧，司教授。”副院长的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礼貌，但更像是例行公事。
我坐下，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把一份文件推到了我面前。
“我们收到学生的举报。”他一字一顿地说，像是在刻意观察我的反应。“举报内容是，您在教学和研究指导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的行为。”
我怔了几秒，以为自己听错了。
“性别歧视？”我重复了一遍，眉头皱得更深，立刻否认，“这不可能，我从来没有任何歧视女性学生的行为，我自己也是女性学者，怎么可能会歧视女学生。”
“Artemis教授。”远藤教授低声补充道，“举报者投诉的是，您歧视男学生。报告里指出，您在课堂上对女性学生更为友好，对男学生态度冷淡，且在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指导名额分配上存在‘明显偏好女性’的倾向。”
我几乎是笑出了声，歧视男学生？太好笑了。我只是没有把那些50几分的考卷放水到60分，就说我歧视？
我靠在椅背上，深吸一口气，反问远藤教授和副院长，“所以，你们认为…我歧视男性学生，仅仅因为这么荒谬的理由？那我们专业男女性别比5:1，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招生部门存在歧视女性的情况？”
没人回答。副院长只是看着我，示意我别生气。而性别委员会的会长也暗暗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那种“我们只是执行流程”的神情，让我瞬间明白，他们也知道这件事荒谬，但不得不处理。
我冷笑了一下，指着那份报告问：“能让我看一下举报内容吗？”
副院长犹豫了两秒，最终点头，把文件推了过来。
我翻开第一页，几乎立刻就认出熟悉的语气，几个因为补考也没过，来我办公室argue，最后还是只有50几分的男学生。
投诉信写得一本正经，语句通顺甚至可以说，“有理有据”。我不禁感到无奈，如果他们的论文也能写成这样，我也不会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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