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屋檐一直泼到脚背。老槐树的影子缩成小小一团，贴在他脚边，像一枚牢牢踩住的印章，把这个历经风波却仍挺直腰杆的家，牢牢盖在正午的地上。
十几天的时间悄然滑过，像一场无声的雨，浸透了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柳琦鎏打伤弟弟柳琦泽这件事，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村子里激起了层层涟漪，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笑谈。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摇着蒲扇，嘴里却吐着尖锐的言语：“听说了吗？柳家老二把老三打得住院了，就为照顾老子！”“哎哟，这年头，孝顺反倒成了罪过？”“可不嘛，兄弟俩从小一块长大，如今为了老人闹到动手，真是家门不幸啊……”
这些话语像细密的针，一根根扎进柳琦鎏的耳朵里。他从不辩解，也不解释，只是默默走在路上，目光沉静如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走起路来脚步稳健，仿佛外界的喧嚣与他无关。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一步都踩在心口上，沉重得几乎让他喘不过气。
柳琦泽在医院住了七天后便出了院。医生本劝他多休养几日，但他执意要回。出院那天，天空阴沉，细雨如丝。
而就在这时，本家族里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辈——柳老太爷，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整个家族陷入悲痛之中。柳老太爷是村里少有的“老辈人”，一生正直，教书育人，德高望重。他的丧事，自然不能马虎。
柳琦鎏作为家族中少有的“文化人”，主动去大辈家帮忙张罗丧事。他不是族长，也不是长辈，但大家都默认由他来主持大局。他被推举为账房先生，掌管整个丧事期间的所有收支。从购买香烛纸钱、棺木寿衣，到亲朋好友送来的份子钱、祭礼，每一笔账目都由他亲自登记、核对、归档。他用一本厚厚的牛皮纸账本，一笔一划写得清清楚楚，字迹工整如印刷体，连小数点都不曾错。
整个丧事期间，柳琦鎏成了最忙碌的那个人。清晨五点，天还没亮，他便已赶到大辈家，指挥人搭灵棚、摆供桌、写挽联。白天，他穿梭于灵堂与厨房之间，协调饭菜、安排人手、接待来客。一会儿有人来问：“买纸钱花了多少钱？账上得记一笔。”一会儿又有人拿着一叠红纸包的份子钱找他登记：“这是西村柳家送来的，三百块。”他总是耐心地接过，翻开账本，一笔一笔地记下，连送礼人的名字都写得清清楚楚。
其他人有事还能暂时离开去处理，可他却像被钉在了岗位上，寸步都不敢离。连吃饭都是匆匆扒几口冷饭，便又回到岗位。晚上，等其他人都陆续回家休息了，他还得独自留在灵堂旁的小屋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仔细核对当天的账目。账本摊在桌上，算盘珠子被他拨得噼啪作响，窗外虫鸣阵阵，屋内只有他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这一天晚上，柳琦鎏终于忙完了所有的事情，已是深夜十一点多。灵堂的烛火依旧燃烧着，纸钱的灰烬在风中飘散，像一群疲惫的蝴蝶。他合上账本，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走。月光洒在村道上，泛着清冷的光，两旁的房屋静默如睡，只有几只野猫在墙头窜动。
路过柳琦泽家门口时，他忽然听见路边传来低低的说话声。是柳琦泽和一个邻居——村里的老光棍柳二狗，正坐在路边的石墩上抽烟聊天。柳琦泽手里夹着一支烟，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像他此刻起伏的心绪。
“我那二哥啊，简直无理取闹。”柳琦泽带着哭腔，满脸委屈地说道，“该他接咱爸的时候，他就是不接，还说什么自己忙。他就是不孝顺，还强词夺理，还想把我从家里赶出去，我能不跟他急吗？”
柳二狗立马跟着帮腔，语气夸张：“哎呀，你二哥也太过分了！孝顺父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怎么能这样呢？这就是他的不对！你啊，也是太老实了，被他欺负成这样，换我早跟他拼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来劲，把柳琦鎏说得一无是处。柳二狗还添油加醋：“听说他还想独吞家产，连你那份都不想给，是不是？”
柳琦泽没否认，只是叹了口气：“唉，兄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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