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拍着他的肩膀笑，掌心能摸到他后背因为早年码头劳作留下的旧疤：“发小一场，说这个就见外了。小时候你替我挡砖头，现在我帮你打掩护，应该的。”他也笑，烟圈吐在我脸上，带着廉价烟草的辛辣，“等这事了了，回唐人街吃阿婆的芒果糯米饭，我请客。”
可现在，我站在雷清荷的电梯里，却突然慌了——辛集兴会不会提前行动了？他那暴脾气，会不会因为急着收集证据露出破绽？要是他被雷清荷抓了，会不会把我也供出来？更怕的是，万一我们俩在雷清荷面前撞个正着，连递个暗号的机会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掉进陷阱。这些念头像疯长的藤蔓，缠得我心口发紧，连电梯上升的“嗡嗡”声都变成了雷清荷的冷笑，在耳边挥之不去。
“叮”的一声，电梯门再次打开，顶楼的走廊扑面而来——比楼下更厚的地毯，更浓的雪茄味，还有远处传来的、雷清荷敲击红木桌面的“笃笃”声。我深吸一口气，摸了摸胸口的桃木牌——荷花瓣的纹路被汗浸湿，却带着点温润的暖意，像老周塞给我时说的“稳住，我们能赢”。我挺直脊背，刻意把脚步声放得稍重，让自己看起来更“嚣张”，可攥着电梯卡的手心，已经把卡面捏出了几道湿痕。
“叮——”电梯门滑开的瞬间，一声清冽的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走廊里荡开回声，随即又被厚得惊人的地毯吸得无影无踪。顶楼的走廊比楼下更像个密不透风的茧，波斯地毯铺得严丝合缝，踩上去时军靴的硬底完全陷进绒面，像踩进晒软的，连一丝脚步声都碾得粉碎。空气里飘着古巴雪茄的醇厚烟香，混着檀木书柜散出的冷香，却掩不住地毯纤维里藏着的陈旧铁锈味——那是上个月雷清荷处理“泄密内鬼”时，溅在地毯上的血渍渗进去的味道，洗了三次都没散。
走廊尽头的办公室门虚掩着，门缝约莫两指宽，暖黄的水晶灯光从里面漏出来，在地毯上投下一道狭长的光带，像块融化的黄油。里面传来雷清荷的笑声，粗哑得像砂纸磨过老木头，夹杂着打火机“咔嗒”的脆响——那是他惯用的登喜路纯铜打火机，点火时总带着种刻意的张扬。紧接着是雪茄被点燃的“滋滋”声，烟丝燃烧的焦香顺着门缝钻出来，勾得我鼻腔发紧，也让我攥在身侧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胸腔里翻涌的紧张，右手缓缓抬起。敲门的姿势是早就练过的——用中指和食指的第二关节，避开指腹的柔软，也不用指节的硬骨，这样敲出的声音既清晰又不刺耳。“笃、笃、笃”，三下，间隔刚好一秒，力道控制得分毫不差：既不会像底层小弟那样轻得像蚊子哼，显得谄媚讨好；也不会像愣头青那样砸得门板响，透着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慢。我知道雷清荷最吃“分寸”这一套，过线就是死路一条。
“进来。”门内传来雷清荷的声音，烟嗓里裹着未散尽的痰音，却带着山大王般的威严，像块浸了水的牛皮，沉甸甸压在人心上。那声音刚落，我左手已经握住了黄铜门把——冰凉的金属触感顺着指尖往上窜，门把上还留着前一个人握过的余温，大概是张秘书刚送过文件。我刻意放慢力道，门轴“吱呀”一声轻响，轻得像风吹动纸页，避免显得鲁莽。
推开门的瞬间，我下意识地用眼角余光扫过整个办公室，这是卧底养成的本能——墙上的虎皮挂毯还是上个月换的，整张东北虎的皮绷得笔直，虎眼用鸽血红宝石嵌着，灯光下闪着妖异的光，虎爪的尖甲泛着黄，尖端还沾着点没清理干净的黑渍，不知道是动物的血还是人的；红木办公桌是缅甸酸枝木的，桌面光可鉴人，能映出天花板水晶灯的碎影，上面摆着个银质烟缸，烟缸边缘刻着缠枝莲纹，里面堆着三根半截雪茄，烟灰堆得老高，却没掉落在桌面上，显然雷清荷的心情不算差；角落里的德国产保险柜黑沉沉的，钢板上印着复杂的电子密码锁，旁边斜靠着根鎏金拐杖，杖头是龙头造型，龙嘴里叼着颗鸽蛋大的翡翠珠子，那是去年佤邦首领送他的“见面礼”。
一切都和上次来一模一样，熟悉的布局本该让我松口气，可当我的视线扫过办公桌对面的真皮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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