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裤脚沾着码头的泥点，全毁了。直到雪茄烧到指节，烫得他一哆嗦，才猛地把烟蒂扔在地上，用擦得锃亮的鳄鱼皮皮鞋狠狠碾了碾，火星子溅在油汪汪的水泥地上，滋啦一声就灭了。他那脸色，黑得发亮，像被盐雾浸了十年的礁石——哪里是心疼户志？分明是肉疼户志手里那批往缅甸佤邦的军火线路，还没来得及交接给新人才是真的。”
我垂眼盯着自己的军靴——靴尖沾着块半干半凝的暗红血渍，边缘泛着黑，是刚才从仓库后门窜出来时，踩在某个倒地守卫的血泊里蹭到的，血渍里还嵌着两粒细小的煤渣，蹭了两下都没掉。军靴的鞋头磨得发白，鞋帮上还留着上次和刀疤陈手下火拼时的弹孔划痕，这些痕迹像年轮，刻着我在暗网里摸爬滚打的日子。
脑子里突然像老式放映机般，闪过一幕幕关于户志的碎片：在黑色越野的副驾上，他指尖夹着根皱巴巴的万宝路，烟灰缸里堆着七八个烟蒂，有几个还冒着细烟。他开车时总爱用拇指反复摩挲手腕上的军表，不是简单的触碰，是指尖用力按压表带内侧的刻字处，指腹的老茧蹭过金属表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偶尔路过路边的儿童玩具摊，他的眼神会飘出车窗，落在那些塑料小火车上，原本冷硬的眼尾会掠过一丝柔和，像冰面下的流水，转瞬即逝就又恢复成那副阴鸷模样。
在老榕树茶馆外，他从裤兜里摸出那碗冻柠茶时，左手下意识往腰间的枪套上搭了搭——拇指蹭过沙漠之鹰的保险栓，确认是关闭状态才松了手。递茶给我时，他的目光扫过我军裤膝盖处的血渍，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下，嘴唇动了动像要问什么，最后却只是扯了扯嘴角：“快喝，凉了就涩了。”
最清晰的还是仓库里的画面：他左肩中枪的瞬间，黑色夹克像被泼了盆红墨水，血“汩汩”地往外冒，顺着胳膊肘滴在水泥地上，晕开小小的血花。可他没顾上捂伤口，反而一把拽住我的风衣后领，将我往集装箱后面拖——他掌心的老茧蹭过我的脖子，力道大得几乎要勒住我的呼吸，吼出声时带着血腥味：“你疯了？命都快没了还管账本！”右手握枪的指节绷得发白，扣扳机时稳得像钉在地上，左手却死死蜷缩着护住手腕，连中枪的剧痛都没让他松开那只军表。
他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恶人，更像雷清荷手里一把被磨得矛盾的刀——刀刃对着敌人时足够锋利，对着自己的软肋时却钝得发沉。三年前他在曼谷执行“货”的交接任务时，常去码头附近那家叫“晚星”的酒吧躲风头。酒吧的驻唱歌手阿琳总穿件红色吊带裙，唱泰语情歌时尾音发颤，像羽毛挠在心尖上。那段时间雷清荷忙着清洗内部的“内鬼”，没精力盯着他，他就每天守在酒吧听阿琳唱歌，送她回租的小公寓，一起在楼下的小摊吃芒果糯米饭，连指尖都沾着椰浆的甜。
他离开曼谷那天，阿琳抱着他的腰哭，说等他回来就去登记。可他刚到龙圩坝，就收到了阿琳寄来的拍立得照片：照片里的女婴皱巴巴的，裹在粉色襁褓里，眼睛闭着，嘴角却微微翘着，像在笑。照片背后用铅笔写着“安安，满月快乐”。他把照片剪成小块，用小刀撬开军表的后盖，小心翼翼地塞了进去，又用胶水粘牢——那是他唯一的念想，藏在雷清荷给的“赏赐”里，像藏在毒药里的糖。
可这秘密没藏过三个月。雷清荷的眼线在他换表电池时，瞥见了表盖里露出的照片边角。从那以后，安安就成了雷清荷手里的筹码，却从不用狠话威胁。偶尔派他去执行跨国运货的危险任务前，雷清荷会让手下递来一罐荷兰进口的奶粉，或是一张曼谷私立医院的疫苗接种单——奶粉罐上印着安安的名字，疫苗单上医生的签名龙飞凤舞。雷清荷会坐在红木沙发上，指尖敲着桌面，轻描淡写地说：“昨天阿琳打了电话，说安安该打麻风疫苗了，医院要家长签字，我让手下代签了。”
就是这些轻飘飘的话，像无形的锁链，把户志钉在了雷清荷的贼船上。他不是没想过逃，去年有次任务路过曼谷，他甚至开车到了安安住的小区楼下，却看见雷清荷的手下坐在对面的面包车里，盯着单元楼的门口。从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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