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嗣，唐代中期着名礼仪学家，生卒年虽未详载于正史，但其学术生涯与唐玄宗开元盛世的礼制建设紧密相连，以太常博士之职成为国家文化工程《大唐开元礼》的核心编纂者，为中古礼制的规范化与体系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出身儒学世家的徐承嗣，自幼潜心研习《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深谙古今礼制源流。其早年治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既精读郑玄注疏的北朝礼学传统，亦兼采王肃学派的南学精华，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学术视野。凭借深厚的经学素养与礼制实践经验，他被擢升为太常博士，执掌宗庙祭祀、朝会仪典等礼制事务的拟定与修订，成为唐代礼制领域的权威学者。
开元盛世之际，唐玄宗为规范国家礼仪、彰显盛世气象，于开元十年诏令启动礼典修订工程。此前，唐代已先后颁行《贞观礼》与《显庆礼》，但两礼因学术立场迥异（前者宗郑玄“六天说”，后者宗王肃“一天说”），存在诸多抵牾，给礼制执行带来困扰。开元二十年（732年），徐承嗣与宰相萧嵩、起居舍人王仲丘等奉诏入集贤院，正式接手《大唐开元礼》的编纂工作，成为这一重大工程的核心骨干。
作为太常博士，徐承嗣在修典中承担了礼仪细节的厘定与学术争议的调和重任。他秉持“折衷二礼、归宗经典”的原则，深入比对《贞观》《显庆》二礼的仪目与程式，既保留了两礼中符合时代需求的合理内容——如《贞观礼》中的太子入学礼、农隙讲武礼，《显庆礼》中的皇后上陵礼、内册皇太子仪等，又针对学术争端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在关键的天帝祭祀争议中，他支持王仲丘以《显庆礼》“一天说”为主、《贞观礼》“六天说”为附的主张，确立昊天上帝独祀、五方帝陪祀的格局，既打破了南北经学壁垒，又契合了盛唐大一统的政治需求。
编纂过程中，徐承嗣充分发挥其礼制实践优势，对礼仪程式的可操作性尤为关注。他牵头梳理吉、凶、嘉、宾、军五礼体系，细化祭祀、朝会、婚嫁、丧葬等各类仪典的流程规范，补充了诸如“千秋节受群臣朝贺”“兴庆宫祭五龙坛”等盛唐新创仪目，并将道教投龙仪式等时代元素融入国家典礼，使《开元礼》既坚守古礼轨范，又兼具时代特色。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务实的修典理念，有效弥补了此前礼典“前后颇有不同”的缺陷，为这部150卷的鸿篇巨制最终成书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唐开元礼》修成后，成为唐代国家礼仪的根本法典，“一朝典章，焕然而备”，不仅在当时被奉为圭臬，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徐承嗣作为核心编纂者，其礼制思想通过这部典籍得以传承，宋、明两代修礼均以《开元礼》为重要蓝本。史载其晚年仍致力于礼制传承，曾参与修订天文历法相关的礼仪规范，将礼制与天文历法相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唐代礼仪的应用范畴。
徐承嗣的一生，以礼制为毕生事业，在中古礼制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是《大唐开元礼》这一“中古彝典”的重要缔造者，更是盛唐文化整合与规范的推动者，其兼容并蓄的学术精神与务实创新的修典理念，至今仍为礼制研究提供着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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