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泳，活跃于唐德宗贞元后期至宪宗元和前期的着名地方官员，以“清简”为政着称，元和初年出任濮州刺史，是中唐“元和中兴”背景下地方治理的典范人物。濮州作为唐朝上州，辖鄄城、濮阳、范县等五县，辖境横跨今山东、河南多地，既是中原漕运沿线的重要节点，也是藩镇割据局势下的战略要地。刺史为从三品高官，总揽一州军政民务，掌清肃邦畿、劝课农桑、考核官吏之责，徐泳能居此要职，足见朝廷对其品行与才干的认可。
徐泳出身儒学世家，自幼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早年通过科举入仕，历任县尉、县令、州司马等职，逐步积累地方治理经验。他为官始终坚守“清简”之道，不尚奢华、不事繁苛，所到之处皆以安抚民生为要，在基层任职时便因革除弊政、体恤民情而广受赞誉，其政绩经吏部考核屡次获评优异，最终得以晋升上州刺史。
元和初年，徐泳赴任濮州时，正值朝廷全力推进“元和中兴”，着力整顿藩镇、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彼时濮州虽未直接卷入藩镇叛乱，但受周边割据势力影响，漕运受阻、农桑凋敝，加之此前官吏苛政扰民，百姓逃亡现象严重。徐泳到任后，谨遵“清简”准则，首先整顿吏治，裁汰冗余僚属，严禁官吏巧立名目搜刮民财，明确赋税征收标准，让百姓明明白白纳税。他以身作则，生活节俭，将州府开支大幅缩减，省下的经费尽数用于民生改善。
在经济恢复方面，徐泳深知濮州地处黄河流域，农业是根本。他亲自勘察境内水利设施，主持修缮废弃沟渠与堤坝，保障农田灌溉；同时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对流亡归来的百姓给予田亩补贴，鼓励垦荒耕种。针对漕运不畅的问题，他积极联络朝廷转运使，疏通濮州境内运河支线，保障物资流通，既缓解了关中粮荒压力，也带动了本地商贸复苏。短短数年，濮州便呈现出“田畴垦辟、商旅往来、民无流徙”的安定局面。
徐泳治理地方注重“以德化人”，而非单纯依赖刑罚。他在州府设立儒学馆，延请饱学之士授课，鼓励百姓子弟入学；同时规范地方司法，慎用刑罚，对民间纠纷尽量以调解方式化解，做到“狱无滞案、民无冤情”。其墓志记载他“为政宽和而不失法度，清简而不废实务”，所辖五县百姓安居乐业，甚至有邻州百姓慕名迁徙而来。
元和中期，藩镇叛乱平定后，朝廷考核天下州府政绩，徐泳因治理濮州成效卓着，受到唐宪宗的表彰，被擢升为更高品级的地方长官。他离任濮州时，百姓沿途相送，为其立碑颂德，感念其清简为政之恩。此后，徐泳仍坚守初心，在新的任上继续推行宽仁清简的治理理念，为中唐时期地方稳定与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泳的生平虽未单独载入正史，但“以清简称”的为官之道，在藩镇割据、朝政复杂的中唐时期尤为可贵。他以从三品上州刺史之职，扎根地方、务实为民，用清廉的操守与高效的治理，诠释了古代良吏的担当，成为“元和中兴”背后不可或缺的基层治理力量，其事迹通过墓志流传后世，为历代为官者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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