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晓云是从六岁起就开始练舞的。
练功房的把杆被她小小的手摩挲得光滑，镜子里映着老师冷峻如山的面孔，短促有力的口令像鞭子抽在空气里——“绷直！”“再高一点！”“疼就忍着！”那些年，汗水、泪水，甚至膝盖磕破后渗入地板的血水，都混杂在陈旧木质的气味里，构成了她对“舞蹈”的全部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孕育出对艺术的热爱，反而在她心里埋下了一颗扭曲的种子：权威，意味着绝对的掌控；而痛苦，是服从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她终于成了陆局长的枕边人，过上了意气指使、穿金戴银的日子，最初的虚荣满足后，一日日清闲得发慌，那股想要兴风作浪、证明点“个人价值”的劲儿便按捺不住了。开一所属于自己的、气派的舞蹈学校，成了她内心深处最灼热的渴望。但这渴望，与艺术传承无关。她向往的，是终于能站在镜前，成为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她着迷于想象自己用更高亢、更苛刻的声音，去命令另一群瑟瑟发抖的身影，享受着年幼的舞者在她面前因恐惧而绷紧的脚尖，因服从而强忍的眼泪。
通过这种变本加厉的掌控，她仿佛能对记忆中那个弱小的自己完成一次野蛮的征服，用他人的痛苦，祭祀她所谓的“成功”。
当然了，干舞蹈学校这行，也是她唯一能想到的路。别的行当，她两眼一抹黑，既不懂，也不会。
她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除了每月雷打不动的学费，年底那么多公司搞庆典、商场开业要热场，带着孩子们出去跑跑就是活生生的进项。统一采购舞蹈服、舞蹈鞋、瑜伽垫这些用品的差价，细水长流也很可观。不过这些都是小钱，她心里装着更大的盘算——帮孩子们搞定那些与升学加分挂钩的权威舞蹈考级证书。她早打听过了，这里头门道深、操作空间大，家长们为了孩子的前途最舍得砸钱。她仿佛已经看见那些焦虑的家长捧着厚厚的红包求她“帮帮忙”的场景，那才是她梦里都能笑醒的利润沃土。
从舞蹈学校开办第一天起，她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独间办公室里，闭着眼想象家长们如何挤破门槛，赔着笑脸把厚厚的信封和礼品塞进她的抽屉，只求她能为自己的孩子开小灶、多费心。在她的蓝图里，学校的老师必须绝对服从她的意志，她要牢牢攥住她们，谁教哪个班、带什么节目，都得看她的脸色分配。她要成为那个说一不二的核心。
等到自己学校的“名声”做大做强，那些商演邀约会像雪片般飞来，再也不用她去求人，而是别人捧着钱小心翼翼地问她能否赏脸，还得看她心情和档期来安排。到时候，那些小打小闹的商场开业，她只会矜持地推掉，显得自己格调高、业务忙。
想得更远些，她连获奖感言都在脑海里排练过了——她亲自“编排”的几支惊才绝艳的舞蹈，带着精挑细选的“嫡系”学员登上全国大赛的领奖台。当聚光灯打在身上，主持人念出“晓云舞蹈艺术中心——金奖（银奖也行）！”时，那份荣耀让她光是想想就指尖发颤。到那时，学校的走廊要挂满她与名人、奖杯的合影，她要挤进舞蹈协会当理事，甚至以“专家”身份坐在评审席上指点江山。
到了那一步，她詹晓云才算真正立住了。下半辈子，即使不靠陆西平，也能活得风风光光、高枕无忧。每每想到这里，她都忍不住快活地哼起歌来！
然而，理想是杨贵妃，现实却是赵飞燕——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詹晓云本质上只是个身段容貌出众的舞蹈学生，因一次演出被陆西平看中，才得以攀上高枝儿。若论真实的舞蹈造诣、教学经验乃至管理才能，她几乎一塌糊涂，那点可怜的底蕴根本支撑不起她的勃勃野心。
她费尽心机，靠着些许见不得光的手段，才从市里那些根基扎实的老牌舞蹈学校撬来了一些生源。开业时学费压得极低，家长们才勉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留下。可日子一长，大家便发现这里的老师水平寻常，教学毫无章法，孩子们更是进步缓慢。期望中的考级证书，结果屡屡不合格；能接到的所谓“商演”，不过是商场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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