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区到东台市，五百多名失联女性，逐一排查，最后剩下14人，其中一个就是盐都区塘下村的高某。
队员们赶到塘下村时，正是中午，高某的家里坐着几个邻居，正在院子里择菜。高某的大哥一听说警方来查失踪人口，连连摆手：“我妹没失踪！上个月还给我发短信呢，说要去外面做生意，混出样儿再回来。”
他说着，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短信给队员看——“大哥，你好好照顾爸妈，我这边生意忙，暂时回不去，别担心。”语气干脆，带着点不耐烦，确实像邻居们说的“高某平时的样子”。
队员们还想再问些细节，比如高某的身高、体型，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高某的家人却不耐烦了：“你们别瞎猜了，我妹好着呢，就是性子野，爱在外头跑。你们去别家找吧，别在这儿耽误我们吃饭。”说着，就把队员往门外推。
没有证据，队员们只能离开。之后的两个月，他们又走访了盐城的大街小巷，找过高某曾经打工的餐馆、租住的房子，可认识高某的人都说，自从2009年3月以后，就没再见过她。高某的线索断了，其他13人的排查也没进展，案件彻底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的三年，滨海警方没放弃。他们带着死者的dNA，跑遍了全国十几个省份，从山东到河南，从安徽到浙江，每到一个地方，就和当地警方对接，调取失踪人口信息，比对dNA。
队员们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和地址，份排查表堆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每一份都被翻过无数次。“有时候晚上躺在宾馆里，看着死者的dNA报告，真的觉得绝望。”李建军后来回忆，“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不知道这根针到底藏在哪儿。”
峰回路转：迟到三年的报案，短信背后的破绽
2012年2月20日，队员小王在更新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时，手指突然停住了——盐都区塘下村的高某，被家人报失踪了！
他赶紧把信息打印出来，跑到李建军的办公室：“队长，你看！高某的家人上个月报的案，说从2009年10月以后，就再也没收到过高某的短信，也联系不上她。”
“2009年10月？”李建军盯着报案记录，眉头拧成了疙瘩，“我们发现尸体是2009年5月，她家人怎么现在才报案？”队员们立刻再次赶到塘下村，这一次，高某的家人终于说了实话。
“高某平时很少回家，过年也不怎么回来，还欠了一屁股债。”高某的大哥坐在院子里，双手抱着头，声音低沉，“有时候有人上门要债，我们都躲着。2009年3月以后，她短信越来越少，可我们以为她是躲债，也没在意。
直到2009年10月，短信突然停了，我们才觉得不对劲，可又怕她是欠了更多债，不敢报案，怕警察找上门，直到上个月，实在找不到人了，才硬着头皮报了警。”
队员们提取了高某家人的dNA，送到实验室比对。等待结果的那几天，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当技术员拿着报告跑进来，说出“dNA完全匹配”时，所有人都激动得站了起来——死者，就是高某！
“2009年3月到10月，给高某家人发短信的是谁？”李建军立刻召开案情分析会，手指在黑板上重重一点，“肯定是凶手！而且凶手肯定跟高某很熟，不然模仿不了她的语气，也知道她家人的联系方式。”
队员们围绕高某生前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在高某曾经租住的小区，邻居们的一句话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高某之前跟一个姓戴的女人合租，两个人还一起开了家棋牌室，经常因为钱的事儿吵架，有时候关着门都能听见摔东西的声音，吵得厉害的时候，还能听见高某喊‘你别想吞我的钱’。”
“戴某现在在哪儿？”李建军追问。邻居们摇了摇头：“高某失踪后没多久，戴某就搬走了，东西是晚上搬的，悄无声息的，没人知道她去了哪儿。”
队员们查到戴某有个姐姐在盐城市区住，立刻赶了过去。起初，戴某的姐姐不肯说，直到队员们拿出高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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