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修剪果枝，下午挑着粪桶施肥，晚上抱着猎枪守夜。
村里寡妇杨小翠家缺劳力，他主动去帮忙挑水劈柴。一来二去，这个话不多但实在的东北汉子，打动了丧夫多年的杨小翠。
1992年春节，两人摆了桌简单的酒席。村干部做主婚人：“王建国同志，以后就是咱雷家寨的人了！”
宾客们鼓掌，没人注意到新郎官笑容下的异样——他的目光扫过席间几个年轻姑娘，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贪婪。
儿子出生那天，王万明在产房外蹲了一夜。护士抱出婴儿时，他颤抖着手接过，第一次流了眼泪。
然而人性深处的裂痕，不是亲情就能弥合的。
1992年6月2日傍晚，王万明给果树打完农药，骑着摩托车回家。
行至杜城村附近的乡道时，他看见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姑娘独自走在路边。姑娘叫李倩，17岁，在镇上的裁缝店当学徒，那天因为加班晚了。
王万明减速跟了一段，确认前后无人后，猛地加速冲到李倩前面，刹车转身。“姑娘，去纺织厂咋走？”
李倩本能地后退一步，指了指西边：“往前走到路口右转……”
话没说完，王万明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另一只手握着扳手砸向她后脑。
李倩软倒的瞬间，王万明将她拖进路旁的玉米地。事毕，他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割下了姑娘的左耳，装进塑料袋——这是他开始收集的“战利品”之一。
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杨小翠抱怨：“咋这么晚？菜都热两遍了。”
王万明洗手吃饭，还给儿子喂了一勺鸡蛋羹。卧室抽屉深处，那个装着耳朵的塑料袋，静静地躺在结婚证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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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疯狂递增的杀戮
1993年到1994年，王万明的作案频率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总结出一套“方法论”：
选择雨天或夜晚，骑摩托车在西安郊区游荡，目标永远是独行女性。工具很简单——一把锤子、一根绳子、一罐汽油。
1994年4月7日，长安县子午镇。22岁的乡村教师陈静周末回家，骑着自行车经过一段土路。王万明从后面超车时故意蹭倒她，下车假装道歉。
“对不起啊姑娘，摔着没？”他伸手去扶。
陈静抬头看见一张憨厚的脸，放松了警惕。下一秒，浸了乙醚的毛巾捂住了她的口鼻。
醒来时，陈静发现自己被绑在废弃砖窑里。男人正在磨刀，刺啦刺啦的声音在窑洞里回荡。她哀求：“大哥，我包里有钱，都给你，别伤害我……”
王万明笑了：“我不要钱。”他的眼神让陈静如坠冰窟。
折磨持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王万明将尚有呼吸的陈静浇上汽油，划着了火柴。
火焰腾起的瞬间，他站在窑洞口静静观看，脸上映着跳动的火光。这是他第一次焚尸，事后他在日记里写：“烧起来的时候像放烟花。”
这本日记后来成为关键证据。警方在其中一页发现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今天在公交车上碰见个女的，胸很大。没下手，人太多。明天去她下车的站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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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网收拢
1995年3月，西安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地图上的红点已经连成一片，覆盖西安周边六个区县。
刑侦专家描绘出凶手画像：男性，25-40岁，有交通工具，可能从事需要夜间外出的工作，对西安郊区地形熟悉，可能有犯罪前科。
突破口出现在1995年8月。蓝田县一起未遂案件中，受害者抓伤了凶手的手臂。
现场提取的血样经过初步检测，血型为o型——与多起案件现场遗留物一致。
与此同时，基层派出所的排查有了意外收获。雷家寨村有村民反映：“王建国有时候晚上骑摩托车出去，凌晨才回，车后座常有泥点子，像是跑过远路。”
更可疑的是，这个东北人说老家在辽宁，但一次醉酒后却说漏了“盖州”这个地名——而辽宁盖州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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