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抢掠，没办法安稳生活。请把他们迁到五原，以黄河为屏障，在夏州和胜州之间，东西到黄河，南北四百里的地方，挖一条横沟，让他们住在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意放牧了。”皇帝同意了。
皇帝又命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两万，为启民可汗防御达头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人率领一万步兵和骑兵镇守恒安。达头可汗率领十万骑兵来侵犯，韩洪的军队被打得大败，赵仲卿从乐宁镇半路截击，斩杀和俘虏敌军一千多人。
皇帝派越公杨素从灵州出兵，行军总管韩僧寿从庆州出兵，太平公史万岁从燕州出兵，大将军武威人姚辩从河州出兵，去攻打都蓝可汗。军队还没出边塞，十二月乙未日，都蓝可汗就被部下杀了，达头可汗自立为步迦可汗，突厥国内大乱。长孙晟对皇帝说：“现在我们的军队已经到边境了，多次作战都立了功，敌人内部也离心离德，他们的首领被杀，趁这个机会招抚，敌人可能都会投降。请让启民可汗的部下分路去招降安抚。”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果然投降的人很多。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隋初政治生态的复杂肌理——既有权力博弈的冷酷，也有制度运行的微光，更藏着王朝兴衰的密码。
高颎之死：功臣困局与皇权逻辑的必然悲剧
高颎的命运是这段文字最刺眼的注脚。作为隋朝开国元勋，他曾是隋文帝最倚重的社稷之臣，却最终落得除名为民的结局。其悲剧的根源，藏在三重矛盾里：
一是功高震主与皇权独占性的冲突。高颎任寄隆重，每怀至公，却忘了帝王对绝对忠诚的偏执——哪怕他毫无私心，自比晋帝的流言（哪怕是儿子所言）也足以触碰隋文帝的底线。帝王需要能臣，但绝不能容忍可能威胁自己的能臣，这是专制皇权的铁律。
二是后宫、皇子干政对政治理性的侵蚀。独孤后因伐辽之争记恨高颎，汉王谅因军事主张被拒而构陷，两人的枕边风与泣诉，成了压垮高颎的关键稻草。这暴露了古代家天下的致命缺陷：朝堂决策往往被亲情、私怨裹挟，而非基于是非曲直。
三是辩护反遭罪的荒诞逻辑。贺若弼等大臣为高颎辩白，反而被隋文帝追责，自是朝臣无敢言者。这本质是专制者对的恐惧——任何为说话的行为，都可能被解读为，最终导致言路闭塞，只剩皇帝的独断。
高颎母亲那句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道尽了古代功臣的生存悖论：权力顶峰的荣耀与危险从来共生，而皇权的，永远是悬在功臣头顶的利剑。
隋文帝：明君与暴君的模糊边界
隋文帝在这段史料中展现出惊人的双面性。他曾信任高颎胜于儿子，却能在猜忌滋生后坦言如本无高颎；他一边用牛弘、高孝基整顿吏治，展现选贤任能的理性，一边又因流言轻易摧毁功臣，暴露专制帝王的暴戾。
这种矛盾的核心，是皇权不受约束的本质。当他觉得高颎身要君，自云第一时，愤怒的不是高颎的过错，而是臣子敢挑战帝王权威的姿态；当他说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世积，如更诛颎，天下其谓我何时，犹豫的也不是法理正义，而是天下观感的算计。在皇权至上的逻辑里，不重要，帝王的感受与权威才是核心。
这种特质也体现在他对突厥的政策上：既用长孙晟的谋略分化突厥（扶持启民可汗、筑城设防），也用杨素等重兵威慑，展现出胡萝卜加大棒的务实；但韩洪兵败、赵仲卿邀击的细节，又暴露了边疆治理中武力依赖的风险。
制度微光与历史镜鉴
史料中并非全是灰暗。牛弘主持吏部时先德行而后文才，力排众议信任高孝基，使得隋之选举得人，于斯为最，这揭示了制度理性的价值——当选拔标准超越私见、回归公义时，就能迸发治理效能。
而对突厥的策略，更藏着古代边疆治理的智慧：长孙晟建议徙五原，以河为固，掘堑畜牧，既给归附部落安身之所，又用地理屏障保障安全；趁都蓝可汗被杀、突厥内乱时分道招慰，则体现了军事威慑+政治招抚的平衡。这种恩威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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