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吕布杀了丁原投靠董卓，最后又杀了董卓成了贼；刘牢之背叛王恭归顺晋朝，后来又反晋作乱。为啥呢？狼子野心，根本没法驯服，养虎为患，最后肯定被老虎咬。侯景这凶险狡猾的家伙，受过高欢的大恩，当了大官，结果高欢刚死没多久，他就反了。打不过人家，就逃到关西；宇文不容他，又来投奔我们。陛下之前之所以收留他，无非是想把他当降胡，用他来对付匈奴，指望他能打个胜仗；现在他损兵失地，就是个边境上的普通人，陛下为了个普通人放弃盟友，我觉得不应该。要是国家还指望他将来能有啥用，我琢磨着侯景肯定不是那靠谱的人；他把家乡当破鞋一样扔了，背弃君亲跟丢草芥似的，咋可能真心仰慕圣德，当江淮的忠臣呢！这事儿明摆着，没啥可疑惑的。我老了又有病，不该干涉朝政；但楚囊临死还想着保卫郢都，卫鱼临终还有尸谏的气节。我作为宗室遗老，不能忘了刘向的忠心！”皇上感叹他忠诚，却没听他的。这萧介，是萧思话的孙子。
己未这天，东魏大将军高澄到邺城朝见。
西魏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西魏皇孙出生，大赦天下。
“内核解读”
这段关于太清二年（公元548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场浓缩的权力博弈剧，藏着三个值得深思的历史逻辑：
叛将的生存哲学：用“价值威胁”替代“忠诚承诺”
侯景败逃时的操作堪称经典——面对慕容绍宗的追击，他不辩解自己的忠诚，反而抛出一句“景若就擒，公复何用”。这句话精准戳中了东魏内部的权力潜规则：慕容绍宗之所以被重用，正是因为侯景这个“威胁”的存在。一旦侯景消失，慕容绍宗的军事价值便会骤降。
这种逻辑在乱世中屡见不鲜：叛将的生存根本，从来不是“证明自己会变好”，而是“证明自己对掌权者仍有利用价值（哪怕是作为‘必要之恶’）”。后来侯景能说服韦黯开门，用的也是同一套逻辑——“若魏追兵来至，河南为魏所杀，君岂能独存”，将对方的命运与自己捆绑，比任何承诺都有效。
南梁的“绥靖陷阱”：用“道德自洽”掩盖“现实短视”
梁武帝对侯景的接纳，本质上是陷入了一种自我感动式的决策误区。萧介的劝谏已经点破核心：侯景“弃乡国如脱屣，背君亲如遗芥”，对高欢、宇文泰皆可背叛，为何会独独忠于南梁？
但梁武帝的逻辑却很“完美”：他将接纳侯景包装成“比属国降胡以讨匈奴”的战略布局，用“招降纳叛以图北伐”的宏大叙事，掩盖了对侯景本性的刻意忽视。更关键的是，他不愿承认“之前接纳侯景已是错误”，于是用“继续扶持”来维持决策的连贯性——这种“为了证明过去没错而错得更彻底”的心理，在历史上的误国决策中反复出现。
官僚的清醒与无力：看透问题却改变不了结局
何敬容与萧介的表现，揭示了乱世中清醒者的宿命。何敬容直言“得景遂死，深为朝廷之福”，甚至痛斥太子沉迷玄学是“西晋之覆辙”；萧介更是列举吕布、刘牢之的先例，直指侯景“狼子野心”。他们的判断精准得可怕，却丝毫动摇不了梁武帝的决策。
这背后是南梁的结构性问题：晚年的梁武帝沉溺于“菩萨皇帝”的自我塑造，将“宽容”异化为对风险的纵容，朝堂上的理性声音被视为“刻薄”“无德”。当一个政权的决策逻辑从“现实利弊”转向“道德表演”，再清醒的谏言也只能沦为空谈。
结语：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从不因“善意”或“逻辑”而改变轨迹
侯景后来果然如萧介所预言，发动“侯景之乱”，将南梁拖入灭亡深渊。这段记载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对人性之恶的过度宽容，本质上是对善良者的残忍；用“理想主义”包装的短视，往往比赤裸裸的愚蠢更具破坏性。而那些提前预警的声音，注定要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早知如此”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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