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变化莫测像神明一样。他管理军队，法令十分严格。断案明察秋毫，没人能欺骗他、冒犯他。选拔人才、任用官员，只看有没有才能，只要有能力胜任，不管出身多么低微；那些徒有虚名没有真本事的，他都不会任用。他一向崇尚节俭朴素，刀剑、马鞍、马勒上都没有金玉装饰。年轻的时候很能喝酒，自从担当重任后，喝酒不超过三杯。他了解人才，喜欢结交士人，全力保护有功勋的旧臣；每次俘获敌国尽忠的臣子，大多不会治他们的罪。所以文臣武将都乐意被他所用。世子高澄秘不发丧，只有行台左丞陈元康知道这件事。侯景心想自己已经和高氏家族有了矛盾，心里很不安。辛亥日，他占据河南叛变，归附西魏，颍州刺史司马世云献城响应。侯景还诱捕了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广州刺史怀朔人暴显等人。他派二百名军士带着兵器，傍晚进入西兖州，想偷袭拿下它。刺史邢子才发觉了，突然出击抓捕，把这些人都抓住了。邢子才还发檄文通告东方各州，让各州都做好防备，因此侯景没能得手。
高澄的应对：各位将领都觉得侯景叛变是崔暹造成的，高澄没办法，想杀掉崔暹向侯景谢罪。陈元康劝谏说：“现在虽然天下还没太平，但国家纲纪已经确定；如果因为几个将领在外，就为了讨好他们，冤枉杀掉无辜的人，破坏了刑法律令，这不只是对上辜负天神，对下又怎么能安抚百姓呢！晁错的前车之鉴，希望您慎重考虑。”高澄这才打消念头，派司空韩轨督率各路军队讨伐侯景。
高澄巡视与入朝：东魏高澄担心各州发生变故，就亲自外出巡视安抚。他留下段韶镇守晋阳，把军事事务交给他；任命丞相功曹赵彦深为大行台都官郎中。让陈元康预先写好几十张丞相高欢的指令纸条，交给段韶和赵彦深，让他们以后按顺序施行。出发前，高澄握着赵彦深的手哭着说：“我把母亲和弟弟托付给你了，希望你明白我的心意！”夏天四月壬申日，高澄到邺城朝见东魏皇帝。东魏皇帝和他一起设宴，高澄起身跳舞，有见识的人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局。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太清元年（547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背后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权力博弈的残酷、帝王决策的摇摆以及个人命运的无常，值得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
权力场的“暗战”：从宗室嫌隙到权臣更迭
萧氏兄弟的恩怨：贪婪与仇恨的连锁反应。庐陵王萧续的贪婪至死才暴露（献金银千件），而湘东王萧绎得知其死讯时“入阁而跃，屟为之破”，这种近乎失态的狂喜，揭示了南朝宗室内部的深刻矛盾。萧续曾因萧绎“微过”上奏揭发，导致二人“不通书问”，可见皇权体系下，亲情早已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更讽刺的是，萧续的财富成为其“过”，而萧绎的狂喜预示着他将借机扩张势力——后来萧绎果然在宗室混战中胜出，却也加速了南梁的衰落。
高欢之死与东魏的危机：权臣政治的脆弱性。高欢作为东魏的“定海神针”，其“深密”“法令严肃”“知人好士”的特质，恰是维系政权稳定的关键。他去世后，世子高澄“秘不发丧”，暴露了权臣家族权力交接的紧张：既要防内部叛乱（如侯景），又要慑服朝堂（连孝静帝都需敷衍）。高澄欲杀崔暹讨好侯景，若非陈元康以“晁错前事”劝谏，险些重蹈西汉“诛晁错以谢七国”的覆辙——这说明权臣政治高度依赖个人权威，一旦权威真空，制度漏洞便会瞬间放大。
侯景之乱的伏笔：决策失误与历史的偶然
梁武帝的“帝王梦”：理想主义的致命陷阱。梁武帝对侯景的态度，从最初的犹豫（“国家如金瓯，无一伤缺，今忽受景地，讵是事宜？”）到最终被“混一宇内”的幻想裹挟，体现了老年帝王的矛盾心理。他既想利用侯景夺取中原，又忽视了“纳叛臣”对与东魏关系的破坏（谢举等大臣的反对并非无据）。而“乙卯梦”与侯景降表的“巧合”，被朱异等佞臣解读为“天诱其衷”，实则是帝王迷信与臣下逢迎共同催生的决策失误。
周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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