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陈于门外的情况，韦睿力排众议，果断出击。他认为这些魏军必定是骁勇之士，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事实证明，韦睿的判断极为准确。梁军士气大振，迅速攻克小岘，进而进至合肥。在合肥之战中，韦睿充分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下令在淝水上游构筑堤坝，使水位上涨，疏通水路，为梁军水军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魏军在合肥东西构筑的两座小城抵御，韦睿领兵先攻此二城。当魏将杨灵胤率5万人马攻来时，梁军诸将惧，奏请增兵，韦睿却指出“临城增兵不可及，师克在和，不在众”，显示出坚定的信心和卓越的战略眼光。最终，梁军在韦睿的指挥下，成功攻克合肥，俘斩魏军万余人，获牛羊万计。
北魏国内的动荡与政治走向
北魏在这一年，国内局势也动荡不安。秦州屠各王法智聚众二千，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泾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改元圣明。这些民变的爆发，反映出北魏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民众对北魏朝廷的统治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揭竿而起，试图改变现状。北魏朝廷随即派遣右卫将军元丽都督诸军讨吕苟儿，以图平息这场叛乱。
在政治方面，北魏主诏王公以上直言忠谏，治书侍御史阳固上表，指出当今之务应亲宗室，勤庶政，贵农桑，贱工贾，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救饥寒之苦。当时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门之法，不亲政事，阳固的上书切中时弊。这一时期，北魏朝廷内部权力斗争激烈，高肇专权，宗室势力被削弱，政治生态逐渐恶化。
关于盐池之禁的争论，也反映出北魏朝廷内部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御史中尉甄琛表称应弛盐禁，与民共之，认为这符合古之善治民者的理念。而录尚书事勰、尚书邢峦则认为，盐池之禁为日已久，积而散之，以济军国，一旦罢之，恐乖本旨。最终，魏主卒从琛议，罢盐池禁。这一决策不仅对北魏的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魏朝廷在政策制定上的摇摆不定。
南梁的应对与外交动态
南梁在天监五年积极应对北魏的军事威胁，同时也在外交和内部事务上有所动作。在军事指挥方面，梁武帝萧衍运筹帷幄，根据战场形势不断调整战略部署。他派遣多路将领出征，试图在与北魏的战争中占据上风。
在外交上，南梁也在积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临川王宏使记室吴兴丘迟为书遗陈伯之，劝其归降。丘迟在信中言辞恳切，指出陈伯之去就之际的错误判断，以及南梁主上的宽厚之恩。最终，陈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这一事件不仅增强了南梁的军事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北魏的士气。梁武帝随即诏复以伯之为西豫州刺史，后又改为通直散骑常侍，展现出对归降将领的重视和妥善安置。
在内部事务上，南梁也在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乙亥日，以前司徒谢朏为中书监、司徒，甲申日，封皇子纲为晋安王。这些人事任命和皇室事务的安排，反映出南梁在巩固内部统治、稳定政治秩序方面的努力。
天监五年是南北朝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年。北魏与南梁在军事、政治等多个领域展开激烈角逐，双方的兴衰变化在此年展现得淋漓尽致。北魏虽在军事上有一定斩获，但国内的动荡不安和政治的日益腐败，为其未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南梁则在军事上积极进取，在外交和内部事务上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试图在与北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深刻影响了南北朝后续的历史走向，成为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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