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英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上奏弹劾曹景宗，皇上因为他是功臣，就把这件事搁置一边，没有处理。
卫尉郑绍叔对皇上忠心耿耿，在外面听到什么消息，一丝一毫都不隐瞒。每次给皇上汇报事情，事情办得好，他就把功劳归给皇上；事情办得不好，他就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皇上因此很亲近他。皇上下诏在南义阳设置司州，把州治移到关南，任命郑绍叔为刺史。郑绍叔修建城墙、护城河，修缮武器装备，开垦农田，储备粮食，招集流亡的百姓，百姓们都安居乐业。
北魏在义阳设置郢州，任命司马悦为刺史。皇上派马仙琕在三关以南修筑竹敦、麻阳两座城，司马悦派兵攻打竹敦，把它攻克了。
九月壬子日，梁朝任命吐谷浑王伏连筹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
柔然侵犯北魏的沃野镇和怀朔镇，北魏皇帝下诏让车骑大将军源怀巡视北方边境，指导军事策略，根据需要征调军队，遇事都可以自行决断处理。源怀到达云中，柔然就逃走了。源怀认为用中原的办法制服蛮夷，最好的办法就是修筑城郭。他回到恒州、代州，查看各镇周围的要害之地，以及可以筑城设戍的地方，打算从东到西修筑九座城，同时规划好储存粮食、储备武器的事宜，以及让各城之间能够相互支援，像犬牙一样交错的形势，一共五十八条建议，上奏给皇帝，说：“现在定都洛阳，离北方很远，周边一些国家有的可能会叛乱，再加上旱灾饥荒，军队的兵器装备十分之八都残缺不全。我认为应该依照以前的军镇设置，让它们东西相望，使形势相互连接，筑城设戍，在要害之地分兵把守，鼓励农耕，储备粮食，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随时出兵征讨。那些柔然的骑兵强盗，终究不敢攻城，也不敢越过城池向南进犯。这样，北方就没有忧患了。”北魏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北魏太和十六年，高祖皇帝下诏让中书监高闾和给事中公孙崇考定雅乐，过了很久都没有完成。正好高祖去世，高闾也死了。景明年间，公孙崇担任太乐令，呈上他调试的乐器和相关书籍。到了这时，世宗才命令八座以下的官员商议这件事。冬季，十一月戊午日，北魏下诏修建国学。当时北魏太平安宁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学术研究非常兴盛，在燕、齐、赵、魏这些地方，讲学授业的人数不胜数，登记在册的弟子，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各州举荐优秀人才，各郡进贡孝廉，人数一年比一年多。
甲子日，北魏废除用金银赎罪的规定。
十二月丙子日，北魏下诏让殿中郎陈郡人袁翻等人讨论修订法律条例，彭城王元勰等人监督此事。
己亥日，北魏皇帝前往伊阙。
皇上一向喜爱儒家学说，他觉得东晋、宋、齐虽然开设了国学，但不到十年就废弃了，就算国学还存在，也只是徒有其表，没有实际的讲授内容。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梁魏对峙的复杂局势，其中的政治博弈、军事交锋与社会治理细节，折射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人性的多面性，值得从多个维度深入解读：
权力场的暗流涌动
北魏高肇通过控制宿卫、幽禁诸王巩固权力，暴露了皇权交接期的脆弱性。彭城王勰的遭遇尤为典型——这位志在山水的亲王，因身处权力漩涡，即便主动避世仍难逃精神禁锢，其“郁郁不乐”的状态，恰是封建宗室“欲退不能”的缩影。这种对宗室的严防死守，虽短期强化了中央集权，却也削弱了统治集团的凝聚力，为后来的权力动荡埋下伏笔。
南梁则呈现出另一种权力生态：曹景宗在义阳之战中消极避战却因“功臣”身份免于追责，折射出梁武帝对军事勋贵的妥协。这种“法外开恩”看似稳定了军心，实则破坏了军纪，间接导致义阳失守，暴露了南朝“重人情轻法度”的治理弊端。
军事较量中的人性光辉与战略短视
蔡道恭守义阳的百余日，堪称孤城抗敌的典范。他在粮尽兵寡、身染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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