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巡视安抚东部地区，告诫李元履说：“袁昂出身于道德高尚的家族，世代都有忠诚的气节，天下人都应该包容他，不要用武力去欺凌他。”李元履到了吴兴，传达萧衍的旨意；袁昂也不请求投降，只是打开城门，撤去防备。
马仙琕听说台城失守，大哭着对将士们说：“我受别人的信任和托付，按道义不能投降，你们都有父母，我做忠诚的臣子，你们做孝顺的儿子，这样不也挺好吗！”于是把城里的士兵都打发出去投降，自己带着几十个壮士，关起门独自坚守。没过多久，士兵们冲进来，把他围了几十层。马仙琕让士兵们都拉满弓，围上来的士兵不敢靠近。天黑的时候，马仙琕才扔掉弓箭说：“你们来抓我吧，我按道义绝不投降！”于是被装进囚车送到石头城。萧衍把他放了，等袁昂到了，让他们一起进来，说：“让天下人看看这两位义士。”萧衍对马仙琕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寺人披斩断晋文公的衣袖，这些行为在以前都被人赞美。你不要因为杀了使者、截断运粮而心里有顾虑。”马仙琕道歉说：“我就像丢了主人的狗，新主人喂养我，我就又会为他效力了。”萧衍笑了，对他们都很好。丙戌日，萧衍进入宫殿镇守。
刘希祖攻克安成后，发布檄文到湘州各地，始兴内史王僧粲响应他。王僧粲自称湘州刺史，带兵袭击长沙。离城还有一百多里的时候，湘州各郡县的兵都像蜜蜂一样起来响应王僧粲，只有临湘、湘阴、浏阳、罗这四个县还完好。长沙人都想乘船逃走，行事刘坦把他们的船都聚集起来烧了，派军主尹法略抵御王僧粲，打了几仗都不太顺利。前湘州镇军钟玄绍偷偷联络几百个士人和百姓，约定好日期在城里响应王僧粲。刘坦听说了这个阴谋，假装不知道，借着处理诉讼案件一直到夜里，城门也不关闭，以此来让钟玄绍起疑。钟玄绍还没行动，第二天早上，他去刘坦那里问为什么城门不关，刘坦留他谈了很久，同时秘密派亲兵去搜他家里的书信。钟玄绍还坐在那里，去搜信的士兵就回来报告了，把他谋反的书信等证据都拿到了。钟玄绍当场认罪，刘坦就在座位上把他斩了；烧掉那些书信，对他的同党都不再追究。众人既惭愧又佩服，州郡也就安定下来。尹法略和王僧粲对峙了好几个月，建康城平定后，杨公则回到湘州，王僧粲等人就四散逃走了。王丹被郡里的人杀了，刘希祖也带着全郡投降。杨公则克制自己，廉洁奉公，减轻刑罚和赋税。没过多久，湘州的人口数量差不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内核解读”
这段南朝齐梁交替之际的历史片段，如同一幕浓缩的权力更迭大戏，既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博弈，也暗藏着政权更迭的深层逻辑，其现代视角下的解读可从三个维度展开：
权力游戏中的“规则重构”
萧衍的崛起堪称“合法性叙事”的经典案例：他以“清君侧”为名起兵，却在进入建康后迅速完成三重操作——废黜东昏侯、援引宣德太后令确立权威、通过大赦与改革旧弊收拢人心。这种“先破后立”的策略，揭示了权力更迭的核心逻辑：打破旧秩序的同时，必须快速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对比王亮与杨公则的行为更具意味：王亮在齐末“依违取容”，降梁后以“若其可扶，明公岂有今日”的诡辩自存，折射出官僚集团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而杨公则在混乱中“亲帅麾下卫送公卿”，则展现了新秩序建立过程中“秩序守护者”的关键作用。二者的选择，恰是权力真空期个体行为的两面镜子。
人性博弈中的“道德困境”
潘妃的命运是典型的“红颜祸水”叙事载体，但王茂“亡齐者此物”的谏言，实则是将王朝兴衰归咎于女性的历史偏见。萧衍最终缢杀潘妃并“以宫女二千赉将士”，本质上是通过“毁灭美色+利益分配”强化权力掌控，暴露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工具化属性。
马仙琕与袁昂的“抗节”则呈现了道德选择的复杂性：马仙琕先斩说客、后拒降，却在台城失守后“遣兵出降”，保留数十人闭门独守，其行为既有对旧主的忠诚，也有对部下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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