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抚他。王蕴、孙昙瓘都四处逃窜，朝廷先抓住了王蕴，砍了头，其他袁粲的党羽都没再追究。
袁粲的典签莫嗣祖给袁粲和刘秉传递密谋消息，萧道成把他叫来质问：“袁粲谋反，你咋不汇报？”莫嗣祖说：“我没啥见识，只知道要报恩，哪敢泄露这么大的事儿！现在袁公已经死了，我也不求苟活。”王蕴的宠臣张承伯窝藏王蕴，萧道成都赦免了他们，还继续任用。
袁粲这人平时简单淡泊，没啥治理国家的本事。就喜欢喝点小酒，吟诗作对。虽然身居要职，却不爱管事。躺着，家里没什么乱七八糟的客人，也不咋跟外界交流，所以最后才失败了。
裴子野评论说：袁景倩（袁粲字景倩），那是百姓敬仰、国家的栋梁之才，受了重大托付。但他的智谋没办法铲除奸人，权力也不足以应对变故，最后落得个凄惨下场，国家危难也无力挽救。等到政权不稳，天地人都要变的时候，在小小的石头城里，即便赴死也不推辞，这也就是普通人的气节，却没有当国家栋梁的能力啊！
甲戌这天，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乙亥这天，任命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新任命的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奂为丹阳尹。这王延之，是王裕之的孙子。
【内核解读】
这段史书记载了南朝宋末袁粲、刘秉等人反对萧道成的政变全过程，字里行间充满权力博弈的残酷与人性的复杂，其背后折射出的政治逻辑与人性弱点，即便放在今天仍具深刻启示：
政治博弈中的“信义”困境：褚渊的背叛与袁粲的坚守
褚渊与袁粲的恩怨，堪称权力场中“利益优先”的典型注脚。早年袁粲以重名说动丁忧的褚渊复职，而当袁粲丁忧时，褚渊却因对方坚持守孝而怀恨在心。这种私人恩怨最终演变为政治背叛——袁粲出于“大义”信任褚渊，将政变计划全盘托出，褚渊却转头告知萧道成，直接导致计划败露。
这一细节暴露了封建政治的本质：所谓“信义”往往是权力平衡的附属品，一旦触及核心利益，私人情谊与道德承诺便不堪一击。袁粲的悲剧在于，他试图以“名义”（即传统道德与君臣大义）约束权力，却忽视了褚渊这类政治人物的实用主义逻辑——对他们而言，“生存”与“站队”远比“道义”重要。
政变者的“业余性”：从刘秉的失态到计划的崩塌
袁粲集团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核心成员的“非专业性”。刘秉作为政变核心人物，临事“恇扰不知所为”，提前半天仓皇出逃，甚至将羹汤洒在胸前，连基本的镇定都无法维持；其部曲数百人“赫奕满道”，明目张胆的行动彻底暴露了计划。这种“业余操作”背后，是士族阶层长期脱离实务、空谈清议的积弊——他们习惯了以“名士风度”自居，却缺乏实际政治斗争所需的冷静、周密与执行力。
反观萧道成一方，王敬则锯壁而出、戴僧静趁暗突袭，行动果断高效；薛渊虽内心矛盾，却能在关键时刻据门射箭，阻止王蕴援军。双方的对比印证了一个规律：政治斗争中，“能做事”远比“有虚名”更具决定性。袁粲所谓“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既是对时局的感慨，也是对自身集团能力不足的隐晦承认。
人性的多面性：从“孝子忠臣”到“赦而用之”的宽容
史书中的人物并非非黑即白，而是充满矛盾与复杂。袁粲父子的结局极具悲剧张力：袁粲明知事不可为，仍以“名义”坚守，临终对儿子说“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展现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底色；其子袁最以身护父，用生命诠释了“孝”与“义”。百姓歌谣“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更是以朴素的情感肯定了这种精神价值。
而萧道成的处理方式则体现了政治家的实用主义智慧：他诛杀核心叛乱者，却赦免了为袁粲传递消息的典签莫嗣祖（因其“报恩”的忠诚）和藏匿王蕴的张承伯。这种“区别对待”并非出于仁慈，而是通过宽容“有义之人”，既瓦解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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