馛去世了。
到了元徽三年（公元475年），春天正月辛巳，皇帝去南郊和明堂祭祀。
萧道成觉得襄阳是重要地方，张敬儿这人地位和能力都不咋够，不想让他去守襄阳。但张敬儿一直求着要去，还对萧道成说：“沈攸之在荆州，您知道他想干啥。要是不派我去，里应外合制约他，对您可没好处。”萧道成听了就笑笑没说话。三月己巳，让骁骑将军张敬儿当了都督雍、梁二州军事，还兼任雍州刺史。
沈攸之听说张敬儿要来，怕被偷袭，就偷偷做准备。张敬儿到了之后，对沈攸之那叫一个恭敬，啥事儿都请示，送礼也没断过。沈攸之就信了他，对他也挺好。沈攸之还多次写信想一起在边境打猎，张敬儿回信说：“咱心里都有数，表面上别太亲密。”沈攸之就更信他了。张敬儿知道沈攸之的事儿，都偷偷告诉萧道成。萧道成给沈攸之写信问：“张敬儿调走的时候，你觉得谁能接替他？”沈攸之马上把信给张敬儿看，想离间他们。
夏天五月丙午，北魏派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访问。
丁未日，北魏皇帝去了武州山；辛酉日，又去了车轮山。
六月庚午，北魏开始禁止杀牛马。
袁粲和褚渊都坚决推辞新官职。秋天七月庚戌，又让袁粲当尚书令，八月庚子，给护军将军褚渊加了中书监的官职。
冬天十二月丙寅，北魏把建昌王长乐改封为安乐王。
己丑日，北魏城阳王长寿去世。
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这人孝顺友爱，品行高洁，生活节俭，还喜欢文学，对士大夫很有礼貌，所以名声特别好。太宗特别喜欢他，给他的待遇也不一样。当时太祖的儿子们都没了，孙子里景素最大。皇帝又凶又狂，品德不行，朝廷内外都觉得景素当皇帝合适。皇帝外戚陈氏特别讨厌景素，杨运长、阮佃夫这些人想独揽大权，也不想立年纪大的皇帝，就想除掉景素。景素的心腹大多劝他起兵，只有镇军参军济阳江淹劝他别这么干，景素就不高兴了。这一年，防阁将军王季符得罪了景素，一个人骑马跑到建康，说景素要谋反。杨运长他们马上就想发兵讨伐，袁粲、萧道成觉得不行；景素也派世子延龄去京城解释。最后就把王季符调到梁州，还剥夺了景素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南朝宋末与北魏中期的政治图景，其中权力博弈的复杂逻辑、制度变革的深层用意与人物抉择的历史影响，都值得细细剖析：
南朝宋：权力崩塌前的困兽之斗
宋末的政治舞台完全被生存焦虑主导。萧道成、袁粲等的形成，本质是皇室衰微后权臣的临时权力平衡，这种轮值决策看似稳定，实则暴露了中央权威的真空——连荆州刺史沈攸之的去留都要靠太后柔性试探，可见朝廷对地方藩镇已失去强制力。
沈攸之与张敬儿的双雄对峙极具戏剧性。张敬儿以麻痹对手，沈攸之则在警惕与自负间摇摆，这种表面亲善、暗地互探的博弈，恰是南朝藩镇关系的缩影：谁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却又需要时间积蓄力量。而建平王景素的悲剧更具象征意义——他以孝友清令的贤名获得朝野支持，却因威胁到外戚与近臣的利益，最终被诬陷排挤。这说明宋末的权力游戏已不讲合法性，只论威胁度，道德与声誉在刀光剑影前不堪一击。
更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层的失能感。桂阳王休范叛乱时，连道士伪造书信都能引发朝野猜忌；王蕴力战却遭冷遇，褚澄开门纳贼反得重用，这种赏罚颠倒的背后，是掌权者的短视：他们只在乎眼前的权力巩固，早已无视制度与人心的崩塌。
北魏：汉化改革中的理性挣扎
北魏显祖（献文帝）的施政展现了鲜卑政权汉化的深层思考。废除门房之诛（连坐），看似是人道主义进步，实则是为了瓦解鲜卑旧俗中部族连带的血缘政治，强化皇权对个体的直接控制——通过罪止其身，将民众从部族依附转为国家编户，这是制度层面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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