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和他弟弟司马休之有才能谋略，就把他们当作心腹。司马尚之劝道子说：“现在方镇势力强盛，宰相权力轻，应该暗中在外地树立心腹来保卫自己。”道子听从了，任命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的四郡军事，作为外援，日夜和司马尚之谋划，等待各方的可乘之机。
魏王拓跋珪到繁畤宫，给新迁徙来的百姓分配田地和牛。拓跋珪在白登山打猎，看见一只熊带着几个小熊，对冠军将军于栗磾说：“你以勇猛着称，能和这熊搏斗吗？”于栗磾回答说：“野兽卑贱而人尊贵，要是搏斗没打赢，岂不是白白赔上一个壮士！”于是把熊赶到拓跋珪面前，拓跋珪把它们都射死了。拓跋珪回头向于栗磾道歉。秀容川酋长尔朱羽健跟随拓跋珪攻打晋阳、中山有功，被任命为散骑常侍，环绕他居住的地方，割三百里地封给他。柔然多次侵犯魏国边境，尚书中兵郎李先请求反击。拓跋珪同意了，大败柔然而回。
杨轨任命他的司马郭纬为西平相，率领二万骑兵向北奔赴郭黁。秃发乌孤派他的弟弟车骑将军秃发傉檀率领一万骑兵援助杨轨。杨轨到了姑臧，在城北扎营。
“内核解读”
公元398年（隆安二年），是中国历史上十六国时期极具动荡与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时期，北方各族政权割据混战，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政权更迭频繁，英雄枭雄轮番登场，历史的洪流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奔腾向前。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乱世之中权力博弈的残酷、战略决策的重要性以及个体命运的无常。
政权更迭中的生存博弈：慕容氏的分裂与挣扎
后燕与南燕的分合是这一年慕容氏政权的主线。慕容德在滑台称燕王，建立南燕，这一举措既是对北魏压力下的被动应对，也是慕容氏内部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他沿用慕容垂旧例建立政权，却又不得不面对内部的叛乱——赵王麟的谋反被杀，凸显了乱世中权力合法性的脆弱性：即便同为慕容宗室，权力的诱惑仍能轻易撕裂联盟。
与此同时，后燕慕容宝的决策则尽显摇摆与短视。从最初听从慕容农建议准备袭扰库莫奚以充军资，到因南燕使者一句“涉珪西上，中国空虚”便立刻改变主意南返，这种朝令夕改的决策模式，暴露了后燕政权在战略规划上的严重缺陷。而慕容宝不顾“兵疲力弱”的现实，在慕舆腾“独决圣心”的怂恿下强令南征，最终引发段速骨、宋赤眉的兵变，更是将后燕推向了更深的危机。这场兵变中，宗室诸王多遭屠戮，唯有与叛军所立君主慕容崇交好的慕容熙幸免，深刻揭示了乱世中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与依附性。
北魏的扩张与治理：拓跋珪的战略布局
北魏拓跋珪在这一年展现出了更为成熟的战略眼光与治理思路。攻克中山、邺城后，他并未满足于军事胜利，而是着手构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体系：在邺城置行台，以和跋、贾彝镇守；返回中山后又设行台，命卫王仪镇守；同时开凿恒岭直道，迁徙山东六州十余万人口充实代地。这些举措既有军事防御的考量（防止山东变乱），也有经济与人口整合的长远规划，为北魏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拓跋珪对人才的重视同样值得关注。见到王永之子王宪时，因“王景略之孙也”而喜，随即委以重任，体现了他对士族人才的笼络策略。而在白登山狩猎时与于栗磾的互动，则展现了他御下的权术——既测试将领勇武，又通过于栗磾“兽贱人贵”的回答获得心理满足，君臣之间的微妙平衡在对话中尽显。
地方势力的异动：权力秩序的崩坏与重构
地方层面的叛乱与割据成为这一时期的常态。广川太守贺赖卢因“耻居冀州刺史王辅之下”而袭杀上司，南奔南燕，反映了北魏新征服地区统治秩序的脆弱。地方豪强凭借武力随意颠覆既有权力结构，而南燕对贺赖卢的接纳与封赏（并州刺史、广宁王），则体现了分裂政权对人才（尤其是军事人才）的迫切需求，哪怕对方是叛将。
博陵、勃海、章武等地的群盗并起，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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