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因为吴、蜀还没平定，就把这事暂时搁置了。
这一年，吴国昭武将军韩当去世，他的儿子韩综荒淫无道，害怕获罪，闰月，带着他的家属和部下来投奔魏国。
当初，孟达受到文帝的宠信，又和桓阶、夏侯尚关系很好；文帝去世后，桓阶、夏侯尚也都死了，孟达心里就不安稳了。诸葛亮听说后就引诱他，孟达多次和诸葛亮通信，暗中答应归降蜀汉。孟达和魏兴太守申仪有矛盾，申仪就秘密上表告发他。孟达听说后，又惊又怕，想举兵反叛。司马懿写信安慰劝解他，孟达犹豫不决，司马懿就悄悄率军前去讨伐。将领们说：“孟达和吴、蜀有往来，应该先观望再行动。”司马懿说：“孟达不讲信义，现在正是他怀疑的时候。应该趁他还没拿定主意，赶紧解决他。”于是日夜兼程，八天就到了孟达城下。吴、蜀各自派偏将到西城安桥、木阑塞救援孟达，司马懿分派将领去抵挡。一开始，孟达给诸葛亮写信说：“宛城离洛阳八百里，离我这里一千二百里。听说我起兵，他们要上表给天子，一来一回，得一个月时间，那时我的城池已经坚固，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我这里地势险要，司马公肯定不会亲自来；其他将领来，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等司马懿的兵到了，孟达又告诉诸葛亮说：“我起兵才八天，敌军就到城下了，怎么这么快啊！”
评论
公元227年，即魏明帝太和元年，是三国格局基本定型后关键的一年。这一年里，魏、蜀、吴三方的政治决策、军事行动与社会治理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延续了三国初期的博弈逻辑，也埋下了影响后续历史走向的伏笔。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解读乱世中的治国智慧与历史启示。
军事博弈：理性判断与战略克制
这一年的军事动态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魏明帝对吴、蜀两国的战略决策，以及诸葛亮北伐的序幕开启。
在对待吴国彭绮叛乱的问题上，魏国君臣展现了清醒的判断能力。当彭绮以“为魏讨吴”为名举事时，朝中不少人主张趁机伐吴，但中书令孙资以历史经验驳斥了这一冲动想法。他指出鄱阳地区的叛乱历来“众弱谋浅，旋辄乖散”，并以曹操时期江陵之围中孙权政权展现的强大凝聚力为例，判断彭绮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后续彭绮果然败亡，这一事件印证了基于历史规律和现实分析的理性决策，远胜于投机式的军事冒险。
面对诸葛亮驻军汉中的北伐态势，魏明帝再次面临是否主动出击的抉择。孙资的谏言同样具有战略高度，他引用曹操“见胜而战，知难而退”的用兵原则，指出南郑地区地势险要，强行进攻需投入十五六万兵力，将导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的长期战略，主张以防御为主、发展国力，待敌自疲。魏明帝最终采纳这一建议，体现了战略克制的智慧——在国力优势尚未完全转化为军事胜势时，避免无谓消耗是更务实的选择。
诸葛亮的北伐则展现了另一种战略逻辑。《出师表》中“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信念，驱动着蜀汉以弱攻强的军事行动。他在表文中强调“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的客观条件，同时以“报先帝而忠陛下”的情感纽带凝聚人心，体现了理想驱动型政权的行动逻辑。但从现实角度看，蜀汉“益州疲敝”的基本面未变，北伐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国运豪赌。
政治治理：制度重建与宫廷伦理
太和元年的政治举措中，制度重建与宫廷秩序成为核心议题，反映了曹魏政权巩固统治的努力。
货币制度的改革具有标志性意义。曹丕时期废除五铢钱、以谷帛交易的做法，导致“湿谷要利，薄绢为市”的乱象，即便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司马芝等人提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的观点，直指实物交易的弊端。魏明帝最终恢复五铢钱，这一决策不仅是经济理性的回归，更体现了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塑造作用——合理的货币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减少投机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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