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培养合格官僚、重塑士风的期待。但教育的复兴需要长期积累，短期内难以改变官场“选懦，容头过身”的颓靡现状。
婚姻悲剧与立后争议：礼法的脆弱性
班始杀阴城公主事件，撕开了皇室婚姻的残酷真相。阴城公主“骄淫无道”，班始“积忿怒”杀之，最终却被腰斩、同产弃市。这一结局完全颠覆了“礼法”的公平性——公主的特权可以凌驾于人性尊严之上，而驸马的反抗只能换来灭族之祸。皇权对宗室的纵容与对臣下的严苛，暴露了“家天下”体制下法律的双重标准。
永建六年的立后争议同样耐人寻味。皇帝因四贵人受宠“莫知所建”，竟想“探筹以神定选”，这种近乎儿戏的方式，被胡广等大臣谏止，认为“篇籍所记，祖宗典故，未尝有也”。最终虽改为“简求有德”，但争议本身已说明：皇后的选择并非基于德才，而是权力平衡与帝王偏好的产物，所谓“稽之典经”不过是事后的合理化包装。
历史的惯性：挣扎中的下坡路
这四年的历史，本质上是东汉王朝在“维持现状”与“加速衰落”之间的摇摆。虞诩、沈景、翟酺等人的努力，如同在流沙中筑墙，虽能延缓崩塌，却无法改变根基腐朽的现实。太学的重建、边疆的微调、对个别权贵的惩戒，都只是局部修补，而权贵特权的滥用、官僚体系的低效、边疆威胁的常态化，才是更深层的病灶。
从班始的悲剧到立后的争议，从于窴的抗命到鲜卑的寇掠，种种事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制度失去公正、权力失去约束、道德失去感召力，王朝的衰落便不再是偶然。永建年间的短暂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喘息，而历史的惯性，已注定东汉将在这条下坡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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