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红星县的两位“不速之客”，宋江最初确实有些犹豫。
按照常理，他应该先通过材料、报告和可能的暗访，形成自己的初步判断，再与县里对接。
但王维波书记那句“一包到底、年底算账”的话，像紧箍咒一样提醒着他时间的紧迫。既然任务已经砸到肩上，任何了解情况的机会都不能放过，哪怕方式有些非常规。
他让白天波把人请了上来。
当县委书记孟海江和县长秦商海略显拘谨地坐在办公室沙发上时，宋江迅速打量了他们。
孟海江皮肤黝黑粗糙，手指关节粗大，带着长期在基层奔波的风霜痕迹，眼神里有急切，也有一种被现实反复磋磨后的疲惫与固执。
秦商海则显得更斯文些，但眉宇间锁着的忧虑更深，坐在那里，脊背挺直却僵硬。
简单的寒暄后，孟海江开始汇报。他没有照本宣科，甚至没有拿出准备好的稿子，而是像拉家常一样，掰着手指头数落红星县的难处：群山环绕，出门就是坡，耕地零星挂在山上，“巴掌田”、“斗笠田”养活自己都勉强；没矿、没像样的企业，年轻人一茬茬往外跑，村里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前几年搞过扶贫项目，种过果树，养过特色禽畜，不是技术跟不上烂在地里，就是销路打不开赔了本钱；县里财政是“吃饭财政”，保工资、保运转都吃力，想搞点基础设施建设，抠遍口袋也凑不出配套资金……
他的讲述夹杂着具体的村名、人名和细节，比任何书面报告都更生动，也更令人沉重。秦商海在一旁偶尔补充几个数据，语气里满是无奈。
宋江静静地听着，不时追问一两个细节。他面前的茶几上，就摊开着白天波搜集来的那些关于红星县的材料和数据报告。
孟海江口中描述的困境，与报告上那些冰冷的数字——“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垫底”、“贫困发生率仍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集体经济空壳村占比XX%”——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共同勾勒出一幅令人揪心的图景。
情况比他预想的更复杂，也更顽固。这不仅仅是缺钱、缺项目的问题，而是地理条件、人力资源、思想观念、产业基础、历史欠账等多种因素交织成的死结。难怪这么多年，各级投入不少，却始终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效果不彰。
然而，听着孟海江近乎诉苦的讲述，宋江心里那根弦却越绷越紧。他能理解基层的难处，但作为一名决策者，他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解和同情上。等孟海江的话告一段落，宋江端起茶杯，缓缓开口：
“孟书记，秦县长，你们说的这些困难，我都听到了，也记下了。确实很难，难到让人有时候感到绝望，是不是？”
但宋江话锋随即一转，语气温和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但是，两位同志，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来汇总困难的，是来解决问题的。中央的政策一轮比一轮实，省里的支持力度只会更大。红星县是革命老区，老百姓为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不应该，也绝不能一直戴着贫困的帽子！”
他放下茶杯，目光扫过两人：“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脱不了的贫，只有没找到的路；没有扶不起的群众，只有没尽到心的干部。政策是外因，干部是关键，群众是主体。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我们自己先失了信心，没了闯劲，只盯着客观困难唉声叹气，那就算把金山银山搬到红星县，也未必能真正拔掉穷根。”
这话说得不重，却让孟海江和秦商海心头一震，脸上有些发热。
“我包干红星县，不是来当钦差大臣指手画脚的，是来和你们一起战斗的。”宋江的语气缓和下来，“材料我要看，你们的话我要听，但最终，我们得一起踏踏实实踩在红星县的土地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一家一户地聊，把真正的症结找出来，把群众真正的需求和智慧激发出来。指望照搬别处的模式，或者等着上级大包大揽，都不现实。出路，还得靠我们自己在红星县的山山水水里去找。”
这次谈话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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