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在凌晨四点停了。
余惟醒得比闹钟早，躺在档案馆东侧的值班室木床上，听着屋檐滴水声??一滴、两滴、三滴，像某种古老节拍器，在寂静中敲出时间的刻度。他没开灯，只是静静躺着，任记忆随着水珠坠落，回溯到昨日那个孩子的话。
“我梦见阿库玛爷爷了，他说让我继续唱下去。”
那声音稚嫩却笃定，篝火映在他脸上，像是被神灵亲吻过。余惟当时没说话，只觉胸口发烫，仿佛有股热流从脚底涌上咽喉。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按下录音键时也是这般年纪，为的是录下外婆熬药时砂锅咕嘟的声响。那时他不懂什么叫文化传承，只知道那声音一停，外婆就走了。
他起身穿衣，推开窗。晨雾弥漫，呼玛河如一条银灰色的蛇蜿蜒穿林，冰面残片浮沉于初动的水流间，发出细微碰撞声，如同碎玉相击。远处山脊线上，天光微露，淡青转橙红，万物将醒未醒。
今天是“深潜期”正式启动的日子。
没有发布会，没有媒体采访，甚至连内部会议都不设。声屿团队全员分散至全国二十个试点地区：云南怒江峡谷、甘肃敦煌沙洲、福建土楼群、内蒙古阿拉善荒漠……他们此行不为采集新声，而是教当地人如何倾听，如何记录，如何把声音变成对话的桥梁。
余惟选择留在呼玛。
这里是他一切的起点，也将成为根系最深的锚点。
七点整，第一批“银龄拾音师”陆续抵达。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有人拄拐，有人坐轮椅，更多人背着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里面装着老式磁带机、MP3、甚至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盒式录音笔。这些曾被时代甩下的耳朵，如今成了最敏锐的探测器。
培训课设在档案馆地下一层的“静听堂”。空间原是防空洞改建，墙体厚实，隔绝外界干扰。地面铺着软木垫，墙上挂着各地方言发音图谱，角落里摆着十二台监听级音响，循环播放不同环境下的呼吸声：婴儿安睡、老人咳嗽、运动员冲刺后的喘息、手术室麻醉面罩下的微弱气流……
主讲人是一位名叫周素芬的退休语文教师，六十九岁，浙江绍兴人。她右耳失聪，左耳靠助听器维持，但她说：“我听得比谁都清楚。”三年前，她开始用录音笔记录孙女的成长??第一声笑、第一次叫“奶奶”、背古诗时结巴的样子。后来她发现，孙女每次情绪波动前，语速和呼吸都会变化。“就像风来之前，树叶先抖。”她写信给声屿，附上了三百多段分析笔记。
今天她站在讲台上，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倾听不是被动接收，而是一种主动的爱。你要蹲下来，放低身段，放下评判。有时候，一句话没说完，眼泪先掉了，那才是真话。”
台下一位来自青海的老邮递员举手：“可有些人一辈子都没说过真话，怎么办？”
“那就听他们的沉默。”周素芬答，“有人沉默是因为痛苦，有人是因为羞耻，还有人，是怕说了也没人听。我们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听，而且愿意等。”
课程结束后，志愿者们分组实践。三人一组，一人讲述，两人倾听。规定时间内不得打断、提问或安慰，只需专注聆听，并在事后写下所“听见”的情绪关键词。
余惟参与其中一场。讲述者是位八十一岁的精神病院护工李秀兰，头发全白，手指关节粗大，常年推药车磨出了茧。她讲得很慢，中间多次停顿，像在翻越一座座记忆的山丘。
“我照顾过一个女人，三十年了，从没说过一句话。医生说她创伤性失语，可能永远不会再开口。每天我给她擦脸、喂饭、换衣服，她就那样看着我，眼神空的，像口枯井。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暖气坏了，我抱着热水袋坐在她床边，哼我娘教我的童谣。第二天，我发现她枕头湿了。第三天，她伸手碰了碰我的袖子。第四天，她张嘴了??不是说话，是跟着我哼，走调，声音哑得像破锣，可那是声音啊……后来每年冬天，她都只认我一个人去陪她，我们就一起哼那首歌，一直到她去年走。”
她说完，屋里静得能听见钟表走动。余惟低头写字，手有点抖。他写的是：“等待本身，就是回应。”
当天下午，档案馆开放“特别回音日”，仅限“银龄拾音师”及其家人参观。入口处不再发放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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