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怨气，并未消散。一些原本与行会合作的本地小贵族，也开始因利益分配问题而与唐商产生龃龉。
都督沈光意识到，单纯依靠武力压制并非长久之计。他一方面继续强化军备和治安，另一方面开始尝试进行经济疏导。他奏请长安批准，在巴士拉开设了官营的“百工传习所”，有偿向本地人传授一些大唐的初级手工业技术，并优先雇佣本地人在港口、仓库等设施中工作，以缓解就业压力。同时，他暗示行会适当提高本地合作者的分成比例，并鼓励唐商更多采购本地的原材料和特色产品，试图将单纯的倾销地，逐步转变为有一定产业能力的贸易伙伴。
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充满了博弈与算计。但沈光明白，只有让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共享，帝国在巴士拉的统治才能真正稳固，才能将潜在的反抗力量，转化为合作乃至依附的力量。经济依附的阴影，需要用更精细的治理手段来驱散。
口传史的突破为南瞻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黑海的暗潮预示着交流将进入更复杂的阶段，欧罗巴的“曲线求知”折射出其执着的渴望，而巴士拉的疏导则考验着帝国的治理智慧。李琰在综合这些报告后，对太子李琮道：“世事如棋，非止攻杀，更重布局与疏导。南瞻之事，以人为本；西方之扰，以利为饵；欧陆之慕，以势导之。各处情势不同，方略亦当有异。”
帝国的应对，愈发显得层次丰富而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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