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一些写着汉字的包装纸，都被当作珍宝般送入宫廷。丕平召集学者，试图从这些零碎的信息中，拼凑出东方文明的模糊轮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努力，如同在黑暗的房间里收集零星的火种，微弱，却固执地燃烧着，等待着未来的某一天，或许能形成燎原之势。
巴士拉方面，沈光的经济疏导政策开始显现出初步效果。官营的“百工传习所”吸引了不少本地年轻人，学习初级技能后，部分人得以在港口或与唐商相关的行业中谋得生计，缓解了失业压力。行会适当让利后，与本地合作者的关系也有所缓和。小规模的骚乱基本平息，社会情绪趋于稳定。
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随着本地人开始掌握一些初级技术，仿制唐国商品的小作坊开始出现，虽然质量低劣，但价格低廉，对唐国次级商品构成了一定的竞争。同时，一些学会技能的本地工匠开始寻求更高的报酬和地位，甚至出现了小范围的、要求改善待遇的请愿活动。
沈光意识到，经济疏导并非一劳永逸，它会在动态中产生新的矛盾和需求。他需要更加精细地调整政策，在维护大唐商业利益和保持本地社会稳定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平衡点。治理的难度，随着了解的深入和互动的增加，不降反升。
密语的回响带来了破解史前文明的希望；使团的归途标志着一种接触模式的暂时终结；欧罗巴的火种在艰难保存；巴士拉的治理则进入了更复杂的深水区。李琰在审阅了各方汇报后，对太子道：“破译古密，可知往来；西使归去，可明虚实；欧陆藏火，可见其志；巴士波澜，可练其政。此皆有益于帝国长远。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即可。”
帝国的步伐，在希望与挑战交织的乐章中，继续沉稳而坚定地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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