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一个亚美尼亚商人，与一群来自波斯的景教徒搭上了线。这些景教徒是为了躲避大食内战的烽火，辗转逃到君士坦丁堡的。从他们口中，博尼法斯得知了更多关于东方帝国的一手信息：其宗教宽容政策、社会的巨大规模、以及朝廷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独特制度。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个帝国的统治核心，似乎更注重现世的秩序与伦理，而非彼岸的救赎。
博尼法斯再次向罗马报告，强烈建议教廷改变策略，不应以单纯的“传播福音”为目标，而应派遣精通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学者型教士，尝试以学术交流的方式进入那个帝国，先赢得尊重，再图其他。他甚至开始自学一些简单的汉语词汇，为可能到来的东行做准备。欧罗巴通向东方的道路，尽管充满荆棘，却在军事、商业和宗教多个层面，被执着地探索着。
在大明宫一处偏殿，太孙李昊的书房里，悬挂起了一幅巨大的、正在不断补充细节的“万国舆图”。上面不仅标有大唐的疆域、安西、黑海、巴士拉、南瞻洲，还根据商旅和使团带回的信息，粗略勾勒出了欧罗巴的轮廓、阿拉伯半岛、乃至非洲的北岸。
李昊在师傅和来自各方学者的指导下，用小旗和注释，标记着各地的主要势力、物产、风俗，甚至语言系属。他对于南瞻洲的文字发现表现出浓厚兴趣，时常追问石纹先生最新进展；他也关注着巴士拉行会的商业报告，对经济杠杆的作用似懂非懂；他甚至问起了那个正在欧罗巴打仗的法兰克宫相丕平。
“皇爷爷，”一次陪侍时，他指着舆图上欧罗巴的位置问道，“孙儿听闻，那法兰克王国内部，宫相之权竟大于国王，这是否便是《春秋》中所言的‘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是为衰微之象？若其真能统一欧罗巴诸部，于我大唐，是福是祸？”
李琰看着孙儿那已初具格局的视野，心中欣慰，答道：“昊儿能思及此，甚好。欧罗巴之地，蛮族纷争，其兴其衰，自有其理。然，无论其内部如何变化，我大唐只需自身强盛不坠，持公道，掌利器，控商路，播文明，则万国来朝，寰宇承平，方为长久之道。彼之祸福，非取决于其内部谁人称王，而取决于其实力强弱，以及……与我大唐之关系远近。”
太孙的视野，正被这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所塑造。一股基于实力、着眼全局的新型战略思维，似乎正在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心中萌芽。帝国的目光，已然穿透四海，审视着这个正在因它而加速联系、也因它而暗流汹涌的广阔世界。研习院的文明之火，行会的商业之网，欧罗巴的战争硝烟，都在为这幅宏大的“万国舆图”，添加上新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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